公元651年，一支风尘仆仆的使团抵达长安大明宫。他们来自遥远的大食（阿拉伯帝国），向唐高宗李治献上异域珍宝。高宗欣然接纳，自此开启了两大帝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交往。使者不绝于途，商旅络绎不绝。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仅仅百年之后，750年，在遥远的怛罗斯河畔（今哈萨克斯坦江布林附近），大唐安西精锐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圣战者”大军迎头相撞。刀光剑影取代了驼铃悠扬，血染黄沙遮蔽了丝绸光泽。

究竟是甚么让这两大雄踞东西的帝国，从高宗的蜜月期，跌入玄宗时期的战火深渊？

唐高宗时期，唐朝与大食保持着堪称典范的和平交往，彼时大食的重心在西线，全力攻打波斯萨珊王朝与拜占庭帝国。而唐朝则需应对高句丽、突厥等近在肘腋的威胁。双方的核心利益区域相隔万里之遥。

畅通的丝绸之路是双方共同的“钱袋子”。中亚粟特商人作为中间商赚得盆满钵满，长安与大马士革的宫廷也享受着来自对方的奢侈品。

高宗与武则天对遥远的阿拉伯帝国，采取了务实态度。《资治通鉴》载，大食使者数次来朝，唐朝均以礼相待，将其定位为“朝贡国”，满足其政治象征需求，换取西部边疆的安宁。

地理的缓冲与现实的利益，为两强和平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和平的基石并非永恒。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唐玄宗李隆基的时代，中亚这片曾经的“缓冲区”，骤然变成了“风暴眼”。

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被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取代（750年）。新王朝锐气正盛，其东征的野心如同燎原之火。

阿拉伯军队不断越过阿姆河（古称乌浒水），向粟特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强力推进，意图将其伊斯兰化并纳入直接统治。原臣属于唐朝的中亚诸国（如康国、安国、石国等），面临阿拉伯铁蹄的碾压，惊恐万分，频频向长安求救。

玄宗正值“开元盛世”，国力鼎盛，名将辈出，开疆拓土雄心万丈。作为中亚诸国名义上的宗主和保护者，唐朝无法坐视大食的蚕食，否则将威信扫地。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堪称帝国西陲最锋利的鹰爪。他连年征战，将唐朝势力深入帕米尔高原以西，甚至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兵锋直抵中亚腹地。当阿拉伯的“东进”箭头与唐朝的“西拓”箭头，最终在中亚这个狭窄的棋盘上迎头相撞，战争已成定局。

750年，高仙芝指控石国（今塔什干）“无藩臣礼”，悍然发兵奇袭。他背信弃义俘虏国王，纵兵屠城，掠取财物。高仙芝的暴行彻底践踏了唐朝“天可汗”的道义形象。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奔走呼号，向中亚诸国乃至阿拉伯人控诉唐军的残暴。

一直寻求机会打击唐朝势力的阿拔斯王朝东方总督，迅速抓住这一千载良机。他打出“援助回教徒兄弟（石国）”的旗号，整合呼罗珊精锐部队，联合中亚诸国（包括葛逻禄部），组成联军，严阵以待。

751年夏，高仙芝率安西唐军及拔汗那、葛逻禄（初期）等盟军约3万人，长途奔袭700余里，在怛罗斯河畔，与大食—中亚联军展开决战。

战役初期唐军凭借精良装备和战术素养占据上风。然而关键时刻，作为侧翼的葛逻禄僱佣军阵前倒戈，与大食军前后夹击，唐军腹背受敌，最终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