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正积极制定香港首份五年发展规划，旨在主动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讲座教授、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指出，香港在制定规划时，必须具备“国家观念”，深刻理解国家所需，并在此基础上“聚焦”自身独特优势，避免战线过宽，方能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提升市民福祉。

对于如何制定这份五年规划，张炳良今早（ 5月3日）在电台节目表示，回归多年来香港汲取不少教训，包括缺乏长期主义。认为因为本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很重要，虽则过往的讨论不足，但形容并非“无底”，举例指本港不同政策领域都有长远策略，政府的心态亦逐步由“小政府”转向“有为政府”的思维，有利于进行长远规划。

对接国家大局应从三个核心层面考量

他提出在对接国家大局时应考量的三个核心层面，包括须有国家观念，深入掌握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总体布局与战略目标；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及考虑大湾区发展，特别是深化港深之间的合作与互动。

应思考如何将基础研究有效转化为应用成果

在具体发展上，张炳良强调“质量”比“数量”更为关键。他以金融中心为例，指出虽然上海、深圳也在大力发展金融，但香港的优势在于其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以及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监管体系。“我们要保持高质量发展，这才是香港的独特价值。”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教育领域。张炳良认为，要建成“国际教育枢纽”，不能只看学生数量或论文发表数量，更应思考如何将香港具优势的基础研究，有效转化为应用成果。他呼吁，各大学府不能“各自为政”，必须在院校自主的基础上，清晰自身“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使命，透过合作互补，共同将香港的教育枢纽地位推向新高。

部门首长责任制关键 在“心态”而非“机制”

另外，对于本港将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张炳良回顾，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推出高官问责制时，当时社会有意见认为，部门首长作为公务员，没有负上政治及制度失效的责任；而高官问责制，但产生不少扭曲的问题，包括局长动不动就被要求“人头落地、要落台”。有关的问责制到现在，制度设计一直在演变，但根本问题在于公职人员是否具备“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认为应在使命感及心态方面多作功夫。

“如果你的心态是要回避责任，你加多少机制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主张一种上级应为下属过失负责的“督导责任”（Supervised Accountability）。他强调，希望公务人员勇于承担，有进取，但若他们感到风险高“就唔会走多步”，所以不可矫枉过正，要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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