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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州四大书院 见证文化兴盛与商贸繁荣

2022-04-04 10:44来源:广州日报

“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岭南大地倚山临海,地势开阳。自古以来,岭南人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形成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且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之风至今赓续不断。而其文脉之传承,实有赖于历代学者开馆授徒,薪火相传。尤其是书院产生之后,学派纷呈,名人辈出,在中华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

岭南文化经纬度

清代岭南书院数量

领先全国

从东汉三国时期岭南之地开兴办书院之风,到唐宋时期书院的成熟,再经过元明的发展,来到清代,广州地区的书院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黄泳添、杨丽君在《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中统计,从康熙元年(1662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广东创办的书院达255所,盛极一时。而其中名声较著者达十数所之多。

据曾燕闻研究:明代书院:长江流域51%,珠江流域30%,黄河流域19%,到清代,珠江流域的书院比例上升到38%,长江流域占44%,但是在清代新建书院中,珠江流域所拥有的书院数已超过45%,而长江流域只占35%左右,黄河流域则约占18%。

可知清代岭南地区书院数量已经领先全国。更重要的是,广东地区的书院类型多样,名家辈出,更随着历史大背景的变化,不仅经史理文之综合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格致之学以及与西学有着密切关系的“杂学”也成为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为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和观念储备。

广州书院“城市化”

清代出现明显倾向

中国早期书院追求幽胜之山野,一方面是出于修身养性、远避喧嚣的考虑,也意在表达学术追求。而清代广州书院出现了明显的城市化倾向,除了表明书院的运行模式发生着变化,也说明了城市的聚集效应对于文化事业的影响。

学者蒂莱曼·格里姆在《广东的书院与城市体系》中提出,至少到16世纪时,中国的书院发展就出现了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广州是中国最早通往世界的门户、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贸易发达,长期为富庶之地。在经过了明末清初的战争破坏之后,人心思定,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加上雍正时期开始由消极限制变为积极引导,作为文教事业标杆的书院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层级结构分明、且有互动功能的书院网络。

而参与主体的扩大,令书院呈现出不同的建院思路。在服务传统士子科举之途的正统模式之外,出现了越华书院、学海堂这种官商合作的书院,文澜书院这种“虽有书院之名,却没有开设教馆”,以文人聚会为主要目的的“会所”式书院,依靠官员、商人和缙绅合作,书院吸收资本投资收入的倾向已经明显出现。而广州由于行政地位和商业发展方面的突出优势,拥有了优越的办学条件,为培育本地良材提供了沃土,也对书院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广东历代书院众多,相关的排名也很多,有人将端溪书院与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并称为“清代广东四大书院”,也有人将越华书院与粤秀书院、羊城书院、应元书院并称“清代广州四大书院”,此外还有“三大”“十大”等书院排名,番山书院、禺山书院、丰湖书院、相江书院、学海堂、菊坡精舍等知名书院,也都频频出现在不同的榜单中。实际上,各家书院的运行时间有参差,学业侧重也有不同,很难按照同一个标准来排名。

粤秀书院

300多年历史的文化品牌再现越秀山

清代,书院逐渐受到重视,并将其纳入正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且雍正皇帝还制定了由官府拨给经费于各省省会设立书院的制度。1733年,雍正帝谕令:“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奉行,各赐格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居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有公银内支用。”乾隆皇帝也对书院寄予厚望,即位第一年就谕曰:“古者乡学之秀,始升于国,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青会,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这赋予了书院合法地位,当时全国的官办、私立书院达数千所。

明清时期广东书院之设,最先最大者当为端溪书院,是两广总督所主办之书院。

端溪书院始建距今已449年。书院所在之地肇庆,在明清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两广总督的驻节之地。明万历元年(1573年),时任岭西道佥事李材,始创两广端溪书院。一些研究者指出,李材是大儒王阳明再传弟子。明末清初,端溪书院一度被废,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复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书院改为肇庆府中学堂,成为肇庆中学的前身。其院址未变迁,即目前肇庆中学初中部。

端溪书院之下,当时还有各级书院分布于各地。广州是广东省会,又是两广总督府、广州府、番禺县和南海县的治所所在,因此本地书院自然就区别出了省办、府办、县办的差异。旧址位于今越秀区药洲遗址的广东提督学政署,是主管全省文教的地方官署,简称学政、学院、使院、试院、学署或学召。

广东提督学政署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对广东文教影响很大。以其为中心,逐渐在广州构成了一个层级的书院教育网络。1733年,清廷给全国23所书院各赐金一千两,由总督赵宏灿等捐建、创办于清朝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粤秀书院即独享此殊荣。因为官方的大力支持,粤秀书院迅速发展成为全省文化教育重心。

粤秀书院,原址位于现北京路书院街正南门内盐司街原盐司旧署之地,今已不存在。而在越秀山的绿意盎然之间,我们却又看到了“粤秀书院”的门牌。黄瓦飞檐下,是清雅的小院、花草、莲池。院长瞿汇泉与几位合作者于2013年7月复建粤秀书院,成为广东省民政厅首家批复成立的书院。他告诉记者,这些年,书院先后开办了1000多场优秀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及课程,同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版等工作,“作为一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文化品牌,在今天我们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发挥它的文化精神,如何传承文脉,弘扬文风,当是我们的责任”。

越华书院

“处则抱真学问,出则有真经济”

在清代书院大发展的潮流中,官方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很活跃,特别是资财雄厚的商人群体。商人希望通过出资兴办书院,参与科举考试,突破自身的局限。而在广州的著名书院中,越华书院是最具代表性的此类书院。其兴其衰,也均与此密切相关。

金镇在《盐考法》中提到,由于盐税为清初国家财税的重中之重,所以清代朝廷与盐商的亲密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康熙六十年(1721年)广东设立商籍学额,专为盐商子弟入试科举。致使“每秋试发榜”,盐商子弟家中“泥金报帖几满门墙”。越华书院即由此而生。

越华书院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盐运使范时纪和众盐商集资购宅创建,“以会城旧有粤秀书院,因取越华名之”,以培育“处则抱真学问,出则有真经济”的真人才为教育目标。由于本为培育寄籍广东的盐商子弟,所以最初入学之30人,均出自盐商之家。之后则开放商民两者为招收对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越华书院废止,次年二月在原址上修建了广州府中学堂。

而越华书院之影响,还不仅在教育领域。1839年初,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主持禁烟,即以越华书院为驻节行辕,带领地方官员体察民情,制定禁烟措施,并推行查烟贩、筑炮台、练水勇等一系列举措。曾任广州越华书院及粤秀书院监院、学海堂堂长的著名学者、史学家、地理学家梁廷枏,也发挥自身熟悉当地情况的有利条件,出谋划策,给林则徐以很大支持。

鸦片战争之后,曾经由商人捐资、接收商人子弟的越华书院大不如前。斋舍讲堂因经费穷绌,颓败失修,教学条件日渐恶劣,无法聘请名师大儒主讲,其地位渐被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取代。

世称“九江先生”的名儒朱次琦、“东塾先生”陈澧都曾入读越华书院。前者门人有康有为、简朝亮等知名人物,后者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提倡朴学,造就了“东塾学派”。清代词坛“粤东三家”之一叶衍兰也曾主讲于此。

应元书院

开办第一年会试就出状元

宋代以来,广东书院渐从山林之间转入城市。清代的广州城位于越秀山与珠江之间,东西以濠水为界。清代广州官办书院主要分布在今广州市越秀山和中山路一带,围绕着清代广州衙署区而建。这样既便于官府加强对书院的监管,同时建于越秀山麓,靠近主城区也便于书院师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如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时就曾提出书院的院址应是“山水幽胜,去省亦不甚远,在不喧不寂之间。”

应元书院于同治八年(1869年)由广东布政司王凯泰在越秀山麓的应元宫创办。王凯泰曾师从阮元。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中举,后入李鸿章军幕,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的联名举荐,迁任浙江按察使。同治六年(1867年)任广东布政使。《清史稿》列举他在广东的政绩:“裁陋规,省差徭,覈厘捐,丈沙田,濬城中六脉渠,增建应元书院。”

应元书院的院长李文田在广东文化史上很有名。他是咸丰九年(1859年)的探花。李文田操守耿介而端正、学问淹雅广博,被在京的广东名士奉为魁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和老师康有为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试。典试正座为吏部尚书徐桐,副座为礼部侍郎李文田。据说李文田看了梁启超的试卷后被深深打动,可手头名额已满,便去求徐桐给一个名额。但徐桐讨厌梁启超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因而拒绝了李文田。李文田无奈,只得在梁启超的卷子上批了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

曹思彬在《广州历代书院沿革》中指出,该书院着重于科举,因此粤东举人多在此求学深造。今天广州的应元路,亦因而得名。后科举没落,应元书院也随之衰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停办,改为广东先贤祠。

据《广东书院史话》载,在王凯泰来广州之前,广东在清代只出过庄有恭、林召棠两位状元。王凯泰认为广州山明水秀,灵气所钟,断不应只出两个状元,于是亲自在城中勘察,最后看中越秀山。“应元”,取“多出状元”之意。当时广州已有粤秀、越华、羊城三大书院和学海堂、菊坡精舍等大馆。王凯泰决定另辟蹊径,办一所专供举人肄业的书院,只收举人。《广东书院史话》称:“应元书院就是一所研究生院。”

同治十年(1871年),是应元书院开办后第一个会试之年,一下子出了九位进士,其中五人入了翰林。顺德人梁耀枢以进士廷对第一,成为广东清代第三个状元。“应元”二字果然“灵验”。

羊城书院

首次招生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督粮道蒋依创办岭南义学,院址在城南龙藏街。嘉庆八年(1803年)布政使康基田改岭南义学为羊石书院,又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知府刘茂溶建于城南木牌头之珠江义学改为珠江书院。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知府程含章将羊石、珠江二书院及广州义学合而为一,更名“羊城”,又更穗城书院为羊城书院外馆。请示巡抚及布政使司,得充公田700亩,变价得款,连同官绅捐款共银3万两。设立生童膏火170份,当年甄收内课生童各40名,外课生童各20名,共120名。

罗含章《羊城书院记》有说“立定规条,延清名师,实心教读。余公瞬即到院教诸生以修身立品,实济时用之学,升降有等,劝惩有序,庶几收实效焉。”

道光元年(1821年)第一次招生便有两千多人应考,录取不到四十人,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二,可见其抢手程度。后来羊城书院聘请曹雨村任学长,学者日众。曹雨村是南海曹边村人,中举后不出仕,从事教学著述,著有《木笔花馆诗钞》《易学史镜》等书。

羊城书院的首任山长是谢兰生,张维屏为监院。谢兰生是广东文化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诗文书画和学术都有极高造诣。他是清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父年老,请假归不再应考候职。父死后,连续主持广州粤秀、越华、端溪书院讲席,后任羊城书院山长。曾受两广总督阮元延聘,重修《广东通志》任总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