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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江青与毛泽东结合内幕

2021-06-28 11:20

 

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从上海来到延安,从蓝苹变为江青,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关于她是怎样由上海进入延安的,向来众说纷坛。

传说最多的,是她经重庆进入延安。

后来细查这一说法的根源,乃是依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这是一本严谨的史著。在第二卷的第六十页,写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华儿女》一片:

“同年九月(引者注:指一九三九年),‘中电’又完成了《中华儿女》,由洪伟烈摄影。这是沈西苓抗战时期编导的唯一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一九三八年夏,他加入‘中电’,担任编导委员,即着手拍摄《中华儿女》,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于一九三九年秋完成公映。”

该书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一版上,清清楚楚地印着,饰演《中华儿女》中刘二嫂一角的是蓝苹!

这就是说,蓝苹离开上海之后,曾到重庆参加过《中华儿女》一片的摄制。

于是,说她从上海经重庆赴延安,也就言之有据了。

不料,那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小小的疏忽。在一九八○年八月所印第二版上,那刘二嫂一角由“蓝苹饰”改成了“康健饰”。

康健,亦即章向璞,原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女演员。

随着这一笔误的更正,种种关于江青由重庆进入延安的传说也就失去了依据。

也有人说她经武汉去延安,那是根据当时上海其他文化人进入延安的路线而作出的判断,难以证明江青也是走这一路线。

笔者采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徐明清之后,也就廓清了这一历史迷雾……

江青前两次来上海,都跟徐明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回来上海时,开初找过徐明清,后来失去了联系,其中的原因是徐明清被捕了!

徐明清记得,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于一个名叫莫仲乔的人的出卖,便衣警察来到浦东,在女工夜校里抓住了她。

徐明清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她急中生智,说要小便,进入学生何淑君家里,悄悄告诉这个学生:“我被捕了,叛徒是XXX,你赶紧转告王洞若!”这样,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一重要信息。

徐明清在上海关押了三个月之后,被解往杭州。经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多方营救。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保释出狱。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出狱后,徐明清回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的领导人丁华、王洞若。王洞若是她过去在南京晓庄师范时的同学,也曾在“晨更工学团”共事。王洞若是徐明清在一九三三年介绍入党的,这时成了党组织领导人。她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之后,问起了江青。她这才知道,在她入狱那段时间里,江青不仅在上海演话剧,而且演电影,“蓝苹”成了上海滩的“名演员”。不过,“蓝苹”出名,多半并非因为她的演技,倒是因为她在电通影业公司。跟编剧、剧评家唐纳闹恋爱、然后又吵离婚,一唐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那时,上海大报、小报正在刊登江青和唐纳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的消息,转眼间,又纷纷刊登江青离沪北上,唐纳追到济南,在济南宾馆自杀却又被救,唐纳、江青双双重返上海……

王洞若告诉徐明清,江青在生活上如此”浪漫“,大家对她都有看法,不过,她仍和王洞若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这时她的党组织关系并未恢复,也没有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她曾对王洞若说:“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好‘灰色’。”

徐明清回到上海,已经很难在上海开展工作,加上敌人已经抓过她,知道她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七月,“东工委”向上海临时工委要求给西安增派干部,以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王洞若考虑到西北方面需要干部,便把徐明清派往西安工作。

买好火车票之后,徐明清听人说江青“瘦得像个吊死鬼”,便决定去看看她。

那时,唐纳刚和江青一起从济南回沪不久,“唐蓝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徐明清打听到江青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找到了那里。那是一座楼房的底楼,一间半房子。不巧,江青不在家,倒是唐纳在那里。徐明清记得,唐纳梳着油光可鉴的小分头,看上去像“奶油小生”,讲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屋里只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徐明清跟唐纳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不熟悉,话不多。她告诉唐纳:“我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要离开上海了。如果她有空,明天在火车站见一面。”

徐明清说着,拿出火车票,把明天离沪的时间、车次告诉唐纳,并给江青留了一张字条。

那天,徐明清回到浦东过夜。

第二天,十多个学生送徐明清到上海火车站。到了那里,不见江青。徐明清想,江青成了“名演员”,大约一定很忙。

火车快开了,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跑过来。细细一看,竟是江青。她真的“瘦得像个吊死鬼”,跟一年多前离开临海时大不一样。

“一冰,你上哪儿去?”江青问她。

“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徐明清答道。

看着江青又瘦又黄,徐明清叮嘱她要多多注意身体。

江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有苦难言!”迄今,徐明清仍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

火车开了。她们只说了这么几句,就分手了。徐明清回眸望去,江青久久地在向她挥动着手臂。

此后,她与江青没有联系。她没有给江青去过信,江青也不知道她究竟在西北何处。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后,不再用“徐一冰”原名,改名“徐明”。她先在东北军中任中共妇女支部书记,不久调往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她的这些党内职务,都是秘密的,中共处于地下状态。她的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这倒是她本来的专业,因为她在南京晓庄师范学的是幼儿教育。

过了一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带着一只小皮箱,说是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出来,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

来者正是江青!

博古同意江青进入延安

一别又一年,徐明清发觉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此行专为找她而来,就在徐明清那里住下——徐明清住在幼稚园里。

徐明清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的地址?江青说是王洞着告诉的。江青在“晨更工学团”工作过,在那里认识王洞若,并知道王洞若是中共党员。徐明清是王洞若派往西安工作的,到西安后仍与王洞若保持联系,所以王洞若知道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

江青提起王洞若,使徐明清记起一年前离开上海时,王洞若曾跟她谈起江青:“李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让她离开这个环境,也许会好些。”在江青来西安之前,王洞若从上海写信告诉了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当徐明清问起唐纳,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

江青不愿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当时,徐明清并不知道江青跟唐纳闹翻了,何况“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局面动荡,电影界萧条……思量再三,江青“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王洞若那打听到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便悄然离开上海,在济南住了几天。

江青见了徐明清,说出了真正的来意:“一冰,我想请你帮个忙。”

尽管那时一冰已改名徐明,江青还是叫惯了老名字。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去学习,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问她带了介绍信没有,江青摇摇头。徐明清所问的介绍信,亦即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江青这时打开了小皮箱,从中取出一本影集说:“这就是我的‘介绍信’。”

徐明清翻看着那本影集,上面贴着江青演话剧、电影的许多剧照。徐明清从未看过江青演的话剧、电影,很有兴味地看着,看罢,倒是觉得这本影集可算“介绍信”——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在当时还算是进步的。

在安排江青住下之后,徐明清立即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危拱之同志作了汇报。危拱之是叶剑英夫人,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跟徐明清有着经常的工作联系。危拱之表示,可以把她带到八路军办事处谈一谈。因为当时党中央进驻延安只有半年多,生活艰苦,知识分子不多,十分欢迎知识分子投奔那里。

于是,徐明清陪着江青,坐上黄包车,前往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来到办事处。徐明清一看,邓颖超同志正坐在那里办公。徐明清跟邓颖超熟悉,就把江青介绍给她。江青恭恭敬敬地把照相册递了上去。

邓颖超翻看了影集,看了看江青,说了一句:“嗬,电影明星呀!”

这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跟江青第一次见面。

邓颖超事忙,没有多谈,说是这样的事由博古主管。她要江青把那本影集留下来。

此后,江青到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几次,徐明清没有陪她去。据江青说,她在那里见到了博古(即秦邦宪)。博古跟她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对江青进行口头审查。江青谈及了黄敬,谈及了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共。

不久,江青就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住。

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到北大街幼稚园,面带喜色。她告诉徐明清:“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进延安!”

就这样,江青进入延安。时间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

徐明清的回忆,把江青如何从上海进入延安,说得一清二楚,江青是通过王洞若——徐明清——博古,从上海——济南——西安,进入延安的。

至于江青为什么要从上海投奔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当时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时代大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便是黄敬去了延安!

黄敬也去了延安

虽然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对黄敬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正因为这样,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黄敬化名黄文山来沪,她曾抛弃唐纳,又去北平跟黄敬生活在一起。只是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江青姐姐发来电报,江青才赶往济南,不得不和唐纳携手同回上海……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原是李大约之子李葆华。一九三七年二月,李葆华调离北平。据当时跟黄敬一起共事的陈伯达向笔者叙述:“柯敬史同志宣布黄敬、林铁和我组织‘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工作。”

柯敬史,亦即柯庆施。“三人委员会”,相当于市委书记。也就是说,中共北平市委由黄敬、林铁、陈伯达三人负责。

不久,黄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中共的苏区代表会议。据陈伯达回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会议,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黄敬。会议定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同行。

黄敬很早就结识美国记者斯诺,所以斯诺曾说:“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俞大卫,亦即黄敬。斯诺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进入延安采访,住了四个月,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斯诺的延安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出了大力。

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斯诺夫人在几篇文章都谈及“大卫·俞”——黄敬:

“大卫·俞告诉我,共产党五月份要在延安召开一个会议,这将是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空前盛会。如果我能及时到达,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平时总是被敌人的封锁线所隔离,相距数百或数千英里。大卫作为华北代表要上那儿……”①

①海伦·斯诺,《延安采访记》,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来我家,……他对我谈了五月延安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大卫是北京共产党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他同我应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并不相识。我们就这样做了。”②

②尼姆·威尔斯,《谈〈西行漫记〉及其他》,《读书》一九七九年五期。

据斯诺夫人的《延安采访录》和《续(西行漫记)》两书所载,她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她在郑州给斯诺发信说,“W在火车上病了,他晕车。D平安无事,我把铅笔等物送给了他,他似乎很喜欢。”

此处的“D”,即“大卫·俞”,亦即黄敬。“W”即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的儿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

四月二十三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黄敬离开西安。四月三十日,抵达延安,“我看见了第一颗红星”。

五月二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准备。就在这次会上,黄敬结识了毛泽东。

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中,专门写了一节《同大卫·俞的谈话》,记述了黄敬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见解。她写道:“我记得他五月二十日就离开了。”这表明,黄敬是五月二十日离开延安的。

和黄敬一起去延安开会的北平代表,还有中共清华大学支部杨学诚,师大党支部林一山,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李昌。

黄敬回到北平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由于日军占领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的处境很困难。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通知,要黄敬去太原。

笔者在访问陈伯达时,据他回忆,黄敬此行与他同行。

当时,陈伯达离开北平,到天津工作。然后,他带着妻子诸有仁、长子陈晓达坐船到了青岛。不久,黄敬也来到青岛。他们结伴,从青岛来到西安。

陈伯达由西安进入延安。黄敬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由西安到达太原。那时,周恩来、刘少奇、彭真在太原,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黄敬向他们汇报工作后,奉命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工作,先后在那里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书记。这样,黄敬没有进入延安,而是在晋察冀军区工作了多年。不过,有时他要去延安开会、办事……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她是从西安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北行,朝延安进发。正遇大雨,半途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她从未骑过马,勉强骑了上去,十分艰难地前进,总算到达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很巧,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开重要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据江青自云: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里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不时夹杂着“吹牛”的成分。诸如“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全体都出来迎接我”之类,便属“吹牛”。

不过,由此倒可以确定江青到达洛川的时间——因为洛川会议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在洛川,江青搭上一辆卡车,终于来到延安。

由此,也可以确定她到达延安的时间,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底。

第一次见到延安的宝塔山,见到延河,见到旧城墙,见到南门上刻着的“安澜”两字,江青都显得新鲜、激动。

喝着小米粥,生活在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间,这跟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有着天壤之别。没有自来水,只能在混浊的延河中洗衣。苍蝇飞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马桶。漫天风沙代替了上海滩舞厅里的香风。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①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和江青差不多时候来到延安的,还有上海的女演员李丽莲。她参加过四十年代剧社演出《赛金花》,也在由夏衍编剧、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压岁钱》一片中,饰演过张曼一角。

江青来到了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这倒不是审查她作为电影演员的历史,因为她随身带着的那本剧照相册以及李丽莲都足以证明她确是上海的影、剧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一般都是属于左翼的。

 

问题在于她的党籍。她深知,进入延安,党籍是至关重要的。她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青岛由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可是,这年七月,当黄敬被捕、她仓促逃往上海之后,就跟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她来上海时,所接触的田汉、徐明清都是中共党员。黄敬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在北平恢复了中共党员身份,所以后来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领导职务,而江青在上海却没有恢复党籍。正因为这样,她从上海来到西安,找到徐明清时,并没有带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也正因为这样,她进入延安,要求恢复党籍,中共组织不能不对她进行审查。有人说“江青”是毛泽东为她取的,这不符合史实。因为她一九三七年进入延安之初所写的自传,便署名“江青”(原稿现存在中央档案馆),当时毛泽东还不认识她。

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九至十月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九、十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六个月。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说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的到来,使她欢欣鼓舞。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在江青到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离开了西安,也到了延安。她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那时,王观澜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那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是部、科二级制。陈云、李富春为正、副部长。

王观澜准备与徐明清结婚。他与她是同乡,上中学时认识。王观澜家在临海城里。徐明清家在农村,上中学时进县城。进城后她在女子师范上学,他在浙江省立第六师范上学,虽然都在临海县城,但是男女分校,本来不见得会相识。很巧,徐明清的同桌女同学包玉珍,是王观澜家邻居。徐明清常去包玉珍家玩,认识了王观澜——他原名金水,字克洪。后来,王观澜和徐明清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志同道合,又有同乡之情,也就越来越接近。一九三七年底,王观澜和徐明清在延安结婚。结婚仪式很简单,当时在延安的“合作社”吃顿饭,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都来吃饭,就算是“婚礼”。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她在中央党校学习,恰巧班上有个男同学也叫徐明,是北方人。谁喊了一声“徐明”,两个徐明一齐答应。哪儿寄来一封给徐明的信,两个徐明都嚷嚷着要看信。为了区别于那个“男徐明”,王观澜给妻子的名字加了一个字——“清”。王观澜说:“明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又明又清,多好!”从此,她的名字就叫徐明清。

徐明清对笔者说:“现在,有的书上说我和江青一起改名,混入延安。那是胡扯!我是组织上调我去延安的。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时,介绍信上写的名字也是徐明。我的改名,中央党校的同志们都知道的——因为两个徐明在党校曾传为笑谈。……”

徐明清在中央党校学习期满后,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妇女科副科长,科长为长征女干部张竟秋。后来又担任中央妇委委员和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

进延安之后,江青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徐明清。她们之间,仍叫惯了“一冰”、“李鹤”。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江青初到延安,领导上为了考验她,曾派她到农村做调查工作。那时,陕北农村中流传着顺口溜:“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稀汤,臭虫称大王……”这顺口溜形象地勾画出当时陕北农村生活的艰苦。来自大上海的江青,在陕北农村的表现还算可以。

为了审查江青的历史,组织上曾找徐明清了解。徐明清当时为江青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迄今仍保存在中央有关部门。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跟江青的接触,如实写了江青的情况。诚如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份文件中涉及徐明清同志历史问题时所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央组织部审核,徐明清同志在延安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有党的关系,是实事求是的。”

这就是说,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

不过,黄敬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达山西太原,向周恩来、刘少奇、彭真汇报工作,十一月进入山西五台县(太原东北部)。在他去太原和去五台之间,是否曾去过一趟延安,不得而知。如果去过延安的话,则正好是十月。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黄敬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浙江绍兴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是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九、十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以解决。这样,她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成为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员

江青离开了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搬到了东郊桥儿沟。那里一座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堂,如今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所在地。中共党校的学员,一律都是中共党员。进入党校学习,意味着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得到了正式的认可。

中共中央党校最初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月十四日)五十周年,在红都瑞金成立。

首任校长是任粥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由张闻天任校长,董必武为副校长。到达陕北时,中共中央党校最初以延安北面、瓦窑堡附近的安定镇第二小学为校址,董必武为校长。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迁入延安。二月,中共中央党校迁入延安桥儿沟天主堂。五月,罗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这年十一月,当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学员已多达四、五百人。

据当时的校长李维汉回忆:

“学员不再按原工作性质编班,也不再分高级班和初级班,而是按他们的来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编班,共编了十五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先学汉语,再学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期限最长;八班是抗大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掉党的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工农、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十五班我已记不清了。”

“课程比瑞金和初到陕北时期完整了,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并设有各个相应的研究室。党中央也在这里设了一个‘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柯庆施,工作人员有王任重、王鹤寿、姜旭、李华生等。”①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江青被编在第十二班,亦即“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

中共中央党校设有俱乐部,开展文娱活动。江青到了党校,很快成了活跃分子。俱乐部的主任是李剑白。当时,男“歌星”要算工任重,他唱《大刀进行曲》博得一阵阵喝彩;女“歌星”则是跟江青同班的许明,她唱《松花江上》,催人泪下,由此得了个绰号叫“松花江上”。

生活是艰难的。主粮是小米,很少能吃到米饭、白面。来了外国记者,招待吃饭,也只添几个煮鸡蛋罢了。学员们用的都是铅笔,难得一、两个人能用上自来水笔。

据郭潜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在台北回忆: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大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嗤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他乡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上空忽地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那时的延安,除了蒋介石飞机前来轰炸之外,难得听见飞机的引擎声。

那是一架苏式的运输机,徐徐降落在山脚下简陋的机场上。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在那里迎候。

这架飞机是远从莫斯科飞来的,途中曾在迪化(乌鲁木齐)、兰州降落、加油。飞机是由苏联驾驶员驾驶的。

从飞机上下来三位要员,即王明、康生和陈云。

王明离开中国已经六年了。他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庆树一起从上海坐船赴苏,十一月七日到达莫斯科,在那里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康生比王明稍晚离开中国,到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陈云则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此时,和王明、康生同机回国。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一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分的。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如前文所述,江青和康生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高等小学校长。

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年长十六岁。康生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二十岁,即一九一八年,那时江青不过四岁。康生在一九二四年夏离开诸城,那时康生二十六岁,而江青只有十岁。即便相识,也说不上有什么交情……

康生在十七岁那年(一九一九年)在诸城和胶县陈家庄大户陈玉帧之女陈宣结婚,生一子一女。后来到上海,结识有夫之妇曹轶欧。康和曹,一个抛弃了前妻,一个抛弃了前夫,结合在一起。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三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校长!

李维汉这么回忆:

“我离开中央党校后,即由康生接任校长。一天夜里,他把我找去,说:‘你应该办移交!’我说:我不知道是你来作校长,因期限已到先走了。要交现在就可以交,印章和文件在校长秘书罗青长手里,教务处是王学文管的,管财务的有五人小组,每月开支由小组审查签字,有问题再找我。康生没有纠缠,说:‘不必另办移交了,你可以回去了!’我就回来了。这就是我在中央党校最后的工作。以后听说,康生一进学校就宣布罗迈(引者注:即李维汉)是‘半托洛茨基分子’,不能当党校校长。”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初识毛泽东

关于江青如何结识毛泽东,曾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说。

传说之一,是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便随着徐明清和王观澜去见毛泽东。

这一传说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徐明清不是跟江青一起进入延安,而是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一个来月才到那里,不可能在“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带她去见毛泽东。

另外,笔者在采访徐明清时,她说她没有带江青去见过毛泽东。虽说王观澜跟毛泽东颇熟,去见毛泽东时不可能随便带一个陌生人同去。

传说之二,是上海《文汇报》前总编徐铸成的《萧桂英进宫》一文:①

①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香港《大公报》。

我有一位朋友,是中共的老党员,抗战初期就在陕北打游击。他说,他在延安住过的那段时间,曾有幸看过那位过气影星的京戏,演的是《打渔杀家》里的萧桂英。演萧恩的是解放后主持戏改工作的阿甲(十年动乱中大受批斗,可能这也是“罪状”之一)。据说这两个。旗鼓相当,演得都很出色,桂英的相,尤为秀丽。

据说,也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出戏,她跳进龙门,受了特达之知。据说“明皇”那天也去参加晚会,看了这出戏大为激赏,很鼓了几记巴掌,这就使台上的桂英大为感动,大受鼓舞。她灵机一动,第二天即去找那位‘李莲英’,说是自己对文艺问题,有些心得,想当面求教于“导师”;“李莲英”也看到这是他讨好国宠的好机会,三方心里相投,一拍即合。从此,就‘一朝进入深宫(其实是窑洞)里……’。

 

徐铸成所说的“过气影星”,就是江青。“李莲英”,则指康生。

跟江青同台演出的阿甲,本名符律衡,江苏武进县埠头镇人氏。他自幼酷爱京剧,亦喜绘画、书法。教过书,做过工,当过编辑。一九三八年初,从山西临汾进入延安。先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不久,担任鲁迅艺术学院评剧研究团团长,和江青同台演《打渔杀家》。据云,演出时康生为江青敲边鼓。

类似的传说,说毛泽东在“陈绍禹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欢迎晚会”上,看了江青主演的话剧《被糟踏了的人》。

陈绍禹即王明,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飞回延安的,欢迎晚会当然也就在此后数日。然而,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是由崔鬼编导的,他在一九三八年春才进入延安,不大可能在欢迎王明的晚会上演出《被糟踏了的人》。

崔鬼也是山东诸城人,江青的同乡,而且又同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同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他进入延安后,参加了筹建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延安,成为中共培养文艺干部的学校。首任院长为毛泽东,后来由吴玉章、周扬担任院长。崔鬼编导的话剧《被糟踏了的女人》,由江青演女主角。崔鬼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加入中共。

还有一种类似的传说,说毛泽东在看江青主演的话剧《锁在柜子里》时,注意起江青。

又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①,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纪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书作者查考,似应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本书作者查考延安资料,查出“七·七”一周年大会,鲁艺演出三幕歌剧《农村曲》,主演为了里;然后演三幕话剧《流寇队长》。

①本书作者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采访翟林椿。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泽东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

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至于传说之三,那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香港星辰出版社在一九八七年出版了珠珊著《江青秘传》。笔者在北京访问了“珠珊”①,即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据朱仲丽告诉笔者,“珠”即“王”、“朱”也,由王稼祥和她的姓组成;“珊”也是“王”字旁,“册”乃两人之书也。

①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采访。

《江青秘传》中这么写及毛、江初识:

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这地方原是外国人传教的场所,有一栋大教堂,许多平房;最近又添建了新屋和新窑。学员们全是中共党员,来自国民党地区、各个根据地和各方面军。江青混入党校,是她取得政治资本的重要一步。

今天吃午饭之前,各班组通知大家,下午两点钟在礼堂听报告,按时入座,不得迟到。一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已开始有学员进来。

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做报告;做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礼堂里坐满了学员。

两点钟了,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

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

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似乎支颊,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两个钟头的报告结束了。同学们有的兴奋得没有心思去玩,马上整理笔记;有的互相交换学习心得。晚上,全校分组讨论。一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今天是和毛泽东第二次相见了,马上要来一个行动,否则心愿依然渺茫。学习小组会快结束时,她巧妙地作了十分钟发言,把会上同学们的发言加以归纳整理,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上漂亮的形容词重复一遍,言词动听,似乎有条有理。

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她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

她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星期日下午,她不等接到回音,就按时到了毛泽东居处……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来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而江青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

类似的传说,说是毛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在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以朱仲丽的说法比较准确,即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

江青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之后,曾短期调往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据当时曾与江青共事的钟华女士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告知笔者:

“原厅长徐特立调中央工作,新调来的厅长是陈正人。陈厅长到职不久,又来了一位女干部,即是由蓝苹改名的江青。她来后不久,就到延安县去视察教育工作。当时听说她是个老党员,她下乡时陈厅长还照顾她给个毛驴骑。回来后她向陈厅长汇报工作时,受到表扬。我当时也认为她这么个从大上海来的明星到延安后很快就下乡,是值得佩服的。因为当时延安乡下卫生条件很差,我下去时都发怵。这说明她刚到延安时还是可以的。没多久她被调走,调走的原因是延安准备成立平剧团,江青会演平剧(京剧)”

“趁虚而入”的机会

走笔至此,该写一写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

贺子珍比毛泽东小十七岁——一九一○年中秋时节,出生在江西井冈山之侧的永新县城,丹桂飘香,圆月当空,她的奶名叫“桂圆”。父亲贺焕文曾花钱捐了个举人,当过江西省安福县县长。

贺焕文的前妻欧阳氏,生一子,叫贺敏萱。

欧阳氏去世之后,贺焕文娶广东梅县姑娘温土秀为续弦。温氏生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

贺敏学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成为红军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

受哥哥贺敏学影响,贺桂圆、贺银圆也分别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

贺桂圆自取了“自珍”之名,意即“善自珍重”之意。后来填表时,别人误写为“子珍”,也就用“贺子珍”为名。

贺银圆改名“贺怡”。

贺子珍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调往江西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这年八月,她随哥哥贺敏学和王佐、袁文才一起上了井冈山。两个月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在会见井冈山王佐、袁文才部队的首脑们时,惊讶地发现,内中居然有一位瓜子脸、大眼睛、挎着盒子枪的十七岁姑娘——贺子珍!

在共同的战斗中,毛泽东跟这位俊俏的江西姑娘产生了爱情。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谭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回忆:

“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①

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

此后,贺子珍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他的秘书。

后来,贺子珍的妹妹贺恰,嫁给了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罩——贺怡最初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和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结婚,翌年八月解除婚姻关系。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和毛泽覃结婚,当时毛泽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贺子珍和毛泽东婚后,十年生了六个孩子,因此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参加工作。

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一九二九年出生在福建龙岩。当时战争正忙,出生不久,只得寄养在龙岩一户老百姓家中,给了十五枚银元作抚养费。后来,贺子珍托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去龙岩寻访,据告,孩子已不在人世。贺子珍得知,泪流满面。

第二个是儿子,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生于福建长汀,毛泽东给他取名毛岸红,小名毛毛。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长征时,贺子珍把毛毛交给毛泽罩、贺。冶夫妇,因为他俩当时被留在江西。毛泽罩把毛毛寄养在瑞金一个警卫员家中。后来,毛泽罩在一九三五年四月阵亡,毛毛亦不知下落。

第三个孩子也是儿子。一九三三年早产,由傅连璋接生。这孩子没有成活。

第四个是个女儿。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生于贵州,生下后就送给当地老乡,以四枚银元为抚养费。后来渺无音讯,不知是否成活。

第五个也是女儿。一九三六年冬出生于陕北保安,是唯一成活的孩子。孩子小名“娇娇”。那是因为她出生时又瘦又小,邓颖超抱着她说:“真是个小娇娇。”从此,也就称她为“娇娇”。一九四八年,当她上学时,毛泽东给她取名“李敏”。

在生了五个孩子之后,贺子珍希望不要再生孩子,希望参加工作、学习。娇娇才四个月,就被托养在老乡家去。贺子珍来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待着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她在“抗大”过着集体生活。

这时的贺子珍,显得精神振奋,心境愉悦。

一场意外的打击朝她袭来:她在长征中生孩子,失血太多,而营养又严重不良,从此她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回,她晕倒在“抗大”的厕所里,不得不被送回家中。

回家休养后,又发生了两桩令她不快的事:

一是美国女记者艾格妮斯·史沫特莱自一九三七年初进入延安采访,多次访问了毛泽东。史沫特莱带来一位女翻译,名叫吴莉莉。采访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引起贺子珍的误会,对那位女翻译十分不满。

关于吴莉莉之事,李德在他所写的《中国纪事》①中曾详细写及。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当年共产国际派往中共的军事顾问,毛泽东的政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所批判的,主要就是李德,毛泽东取李德而代之,掌握了红军指挥权,鉴于李德对毛泽东颇为反感,他的回忆录也明显地带有偏见。不过,他毕竟是那段历史的目击者,他的回忆可供参考:

①李德,《中国纪事》(一九三二——一九三九),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

一九三七年夏天或秋天,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来到延安(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说是斯诺本人,其实不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为自己写朱德搜集材料,这本书名为“伟大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出了德文版。因为她几乎不会讲中文,于是就派吴莉莉给她当翻译,这位女翻译英文讲得很好。毛泽东常常看望这两个美国人——有几次我也在场——这样也就认识了吴莉莉。由于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从中介绍,毛泽东和吴莉莉常常在马海德的住处见面,关于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总是安排在我不在场、可能马海德也不在场的时候。毛的夫人贺子珍是一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的冬天,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不是在他的窑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这期间,江青进入了毛的视线。她到达延安的初期,同李丽莲(引者注:李德在中国的第二位妻子。最初的妻子叫萧月华,在瑞金跟他结婚,并一起长征到了延安)一起在延安剧院登台演出,两人有时演古老的京剧,有时演写实主义的新剧。为了看她演出、听她唱歌,毛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剧院。一种关系慢慢开始了,其活动场所在离延安特别远的鲁迅艺术学院……江青在一九三八年秋搬到毛那里,开始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对于这个婚姻以及对江青本人,我都听到了许多轻蔑的议论。博古谈到她“复杂”的过去,像人们现在所说的那样,说她过着一种“甜蜜的生活”,博古还谈到她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同党的不清楚的关系。事实上,她到延安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所有党员那样,被送到党校去学习,一般人都认为她是非党员。后来换了一种说法,说在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由康生(引者注:应为黄敬)介绍她入党,说她过去那些年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后来又说是搞秘密工作的),因此先受到了审查。我在延安时,她在政治上不太显露,同时放弃了舞台生活。同朴质的延安人的习惯相反,她在公开场合总喜欢表现一种使人不可接近的傲气,骑着高马,由四个警卫陪同,大家并不喜欢她。……

李德回忆录中提及的“吴莉莉”,史沫特莱称她为“章莉莉”。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一书中的《序曲》中,这么写及章莉莉:

第一天他(引者注:指李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的章莉莉,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

史沫特莱提及的“章莉莉”,以及李德提及的“吴莉莉”,其本名叫吴广惠,又叫吴光伟,河南人。生于一九-一年。她的英文名字为Lilg,被译为“莉莉”或“丽丽”。她并未加入中共,只是参加了学生运动。“西安事变”时,她在西安参加妇女运动。一九三七年初赴延安考察,并客串表演戏剧,又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

吴莉莉的出现,使贺子珍陷入不快之中,贺子珍不时地发脾气。

再说,贺子珍的体质越来越差,特别是她的头部、背部曾经受伤,弹片隐隐作痛。她要求前往西安,从那里转往上海治病,以取出弹片。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

就在这时,发生了另一桩使贺子珍不快之事,她不断地呕吐,又一次怀孕了!

“我生孩子生怕了!”贺子珍为此坚决要求前往西安,一则治病,二则做人工流产手术,再也不生孩子。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于是,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奶妈,单身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贺子珍去西安时,曾在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跟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相遇。因此,查明杨子烈何时去西安“八办”,便可以推定贺子珍去西安的时间。

据张国焘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说,当时他和妻子杨子烈分别已经“约六年半”。杨子烈求助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才来到西安,然后进入延安。杨子烈到达延安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因此,贺子珍离延安去西安,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另外,贺子珍后来没有做人工流产手术,那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是个男孩子,出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由此推算,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月。那时,江青进入延安不过一个多月,正住在第三招待所接受党籍审查;何况,江青进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

正因为这样,贺子珍的离去,确实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不过,贺于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趁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贺子珍到了西安,在那里住了一阵子。十一月底,王明、康生、陈云从莫斯科坐飞机经迪化、兰州来到延安,这消息促使贺子珍产生了去苏联治病的念头。

于是,她由西安坐汽车来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可是贺子珍还是坚持要走。

事后,谢觉哉曾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贺子珍由兰州坐汽车来到新疆迪化,在那里等待着搭乘飞往苏联的飞机。

毛泽东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希望她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是一位个性倔强的女性,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就这样,她终于搭上了飞机,飞往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在那里生下了她的第六个孩子。在贺子珍到达苏联后,毛泽东仍给她发过电报,去过信,劝说她回延安。可是,她以为既然来了,既然进了东方大学,那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不急于回延安。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夺走了她的所爱。

她的命运多舛:新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就因感冒转为肺炎而早逝!

就在她沉浸在丧子之痛时,从延安又传来令她心碎的消息

贺子珍后悔莫及。这是她终生的后悔。可是,后悔已无济于事……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席言,倒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①。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①关于“三流演员”,如果说胡蝶、阮玲玉、赵丹是一流,俞珊等算是二流,那么她算是三流也恰如其分,特别是新电影而言,她还没有主演过一部有影响的电影。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是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深蓝色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此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一九三八年四月,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教师。

一九三八年八月,江青得到重要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那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有人在。

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

“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

“(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

“(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

“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①

①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提到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后二十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崔万秋在其所著《江青前传》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是凭借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二十四岁的江青,终于和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一九三八年秋”。朱仲丽说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

笔者查阅了《中国现代史大事记》①,该书记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机轰炸延安,死伤三十余人。次日又轰炸。”

笔者在延安查阅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该报上查到《反对敌机滥施炸轰延安边区各团体致全国同胞函》,内称:

①《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最近敌在回军华北、围攻晋冀察边区,受到我全体军民重大打击之后,竟于羞怒之余,始以大飞机狂炸西安、榆林等不设防城市,继于十一月二十、二十一两日袭击延安,计前后敌机共来三十余架,投弹一百五十九枚,死伤共一百五十余人,毁民房三百零九间,牲口九十余匹,损失无算。……”

另据一九九零年八月二十日《延安精神》报所载《陈云遇险》一文记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正好是星期天,天大亮了,但太阳还未从清凉山露脸。突然从东北方向响起了一阵沉重的嗡嗡声,只见十几支黑乌鸦(引者注:指日军飞机)出现在延安上空,紧接着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那天,陈云躲进一孔窑洞,那窑洞被炸坍了。七、八个人在外边扒土,这才把陈云救了出来。

笔者访问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旧居——那是一排三孔窑洞。据介绍,这三孔窑洞在那次轰炸时被炸坍,后来重新修复的。那天被炸的,还有光华书局、组织部、训练班,以西北旅社前后为最严重。

在日军飞机轰炸的当天,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亦于当夜迁往杨家岭,成仿吾让出了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江青居住。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就是徐明清说的“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

徐明清回忆说,那天,她和丈夫王观澜接到毛泽东的通知,请他俩去吃晚饭。她在路上见到许多被炸死者的尸体。①。

①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二日对徐明清所作补充采访

毛泽东不在“合作社”请客,而在他自己当时所住的凤凰山的窑洞里,请一位厨师掌勺。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客人们坐满一桌。

客人们都知道这是毛泽东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毛泽东却又没有明说。反正主人和宾客都明白,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那时,徐明清是陈云的部下——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当妇女科副科长,部长便是陈云。

不过,徐明清说明道:“在那天以前,以后,毛泽东分批请客。因为一个厨师来不及烧几桌菜,所以只好分批地请。这样,很难说那一天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反正就在那天左右。”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

新婚不久,毛泽东从凤凰山迁往杨家岭的三间新窑洞。那窑洞在山脚,地上铺着砖,墙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纸,屋里显得亮堂。有些家具是新做的,但没有用油漆漆过,因为那时油漆短缺。

三间窑洞一间是起居室,一间是毛泽东书房兼卧室,一间是江青卧室。

屋外,是一块碾平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有一小块菜地,毛泽东闲时爱种菜。

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只有蜡烛、煤油灯,水则是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脸盆里。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般罗曼蒂克,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经过长征,任粥时夫人陈琼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像具有贺子珍那样的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

江青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有些关于江青的传记称江青进延安后便入“鲁艺”,那是不确的。“鲁艺”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开始宣告成立,最初在延安城内二道街临时借用房子。后来迁至延安北门外两侧半山坡。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迁往延安东郊十余里的桥儿沟天主教堂——那里原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址。

据现存的《鲁艺通告》载:“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

在《鲁字第十二号通告》上,记载着该校各种会议参加者名单。在“教务会议”及“训育会议”的参加者名单中,有江青。

和毛泽东结婚后,江青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例如: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为该会理事之一;

一九四○年一月四日至十二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江青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之一。

一九四六年七月底,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江青当选为该厂董事之一。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七十八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拍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个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娜拉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

生了女儿李讷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四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二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上海时体质甚差,甚至一度停经。后来,随徐明清去临海老家,徐明清之父是老中医,经他用中药调养,江青才恢复正常的经期。

跟毛泽东结婚之后,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就巩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新婚不久,一九三九年初,她曾到南泥湾参加劳动两、三个月。人们照顾她,没有让她去开荒、种地。她发挥她的“一技之长”——结毛线衣。她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结了十来件厚厚的毛线衣,算是她的劳动成果。

一九三九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一九四○年八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二十六岁,毛泽东四十七岁。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虽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已是他的第十个孩子——杨开慧生了三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毛岸英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毛岸青出生于一九二四年夏,毛岸龙出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内中毛岸龙早夭,一九三一年五月末,因“噤口痢”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另外,贺子珍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存活的只有一个女孩娇娇。

这样,毛泽东当时有着二子、二女,即毛岸英、毛岸青、娇娇和江青生下的女儿。

毛岸英和毛岸青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离开上海,翌年初到达苏联莫斯科,从此在那里生活。

娇娇本来跟毛泽东、江青生活在一起。由于贺子珍在苏联死了儿子,万分悲痛,非常思念女儿娇娇。经毛泽东同意,四岁的娇娇在一九四○年江青生下女儿后被送往苏联,跟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使贺子珍得到了安慰。

这样,留在毛泽东身边的,只有江青所生的女儿。毛泽东为女儿取名“李讷”。

“李”,当然取自江青的本姓。这时的毛泽东,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此后又经过对张国焘、王明的斗争的胜利,已安全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考虑到女儿姓毛将来太惹人注意,所以他决定采用她的母姓。

至于“讷”,据云取义于《论语》中《里仁》篇中的一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语言迟钝之意。

毛娇娇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后来,毛娇娇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毛泽东为之改名,叫“李敏”。这“敏”字,同样取义于《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李敏之“李”,据云另有一番含义: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命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放弃了延安,采取“诱敌深入”之策略。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为了不使敌军发觉目标,他改用化名“李德胜”,取义于谐音“离得胜”,即离开延安会得胜。李敏作为“李德胜”之女,当然姓“李”。

不过,也有人说,在给两个女儿取名之际,江青用了一番心计,“讷”、“敏”取自唐纳之纳和章泯之泯的谐音。究竟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生了李讷之后,曾再度怀孕。不过,江青不愿再生孩子了,以为生孩子伤身体。这样,她做了流产手术。

手术后,江青发高烧,病情相当危险。经检查,才知医生把纱布忘在她的腹中!

徐明清去看望她,才知道她高烧的原因。

此后,江青再不生孩子,做了绝育手术。

(注:本文摘自《江青传》(叶永烈著)第七、八章,题目为编辑所加)

来源:共识网书摘——《江青传》,叶永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