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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长子被迫害致死始末

2019-07-29 09:28

 

1938年7月,党组织把刘允斌接到延安与父亲刘少奇团聚。在这里,他如冲出笼子的鸟儿见到了高阔的蓝天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比他早2个月到延安的妹妹刘爱琴。在这偏僻的山沟里,刘允斌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开始用共产主义思想的刀斧,来雕琢自己纯洁而无知的灵魂。

允斌和妹妹爱琴一同进了延安“鲁小”读书。他们每天到宝塔山下的延河滩上出操、上课。后来因敌机轰炸,学校几经转移,最后在安塞白家坪建校,学校更名为“保小”。一个学期的学习很快就过去了。1939年暑假,刘允斌兄妹又回到延安。一天,爸爸把他俩叫到身边和蔼地问:“你们谁知道苏联是什么地方?”

活泼的刘爱琴抢先说:“我知道,我知道,苏联是个国家。”喜欢思索、性格开朗的刘允斌接着说:“苏联是列宁创建的,就在咱们中国北边。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的光景过得很美。”

听着儿女们的回答,刘少奇满意地笑了,高兴地说:“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不受压迫、不受剥削,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咱们也要创建这样的国家,没有剥削、压迫的国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你们愿不愿意去苏联学习啊?”

原来,党中央决定送一批革命者的子女去苏联留学。党组织考虑到刘允斌兄妹的母亲是革命烈士,爸爸当时还过着单身生活,工作又很繁忙,无法照顾他们,就决定让这对小兄妹也去苏联。

对于爸爸提出的问题,小兄妹高兴地连声说道:“愿意,愿意!我们很愿意去。”过了三四天,刘允斌兄妹便和去苏联留学的孩子们一道启程了。

1939年11月,刘允斌兄妹来到莫斯科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在那里学习一个多学期之后,转到离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人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办的第一国际儿童院读书。

这里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举目四望,周围是银妆素裹的山河和村野。这对于在中国温暖的南方长大的刘允斌来说,真是个不小的变化。然而,冬天的奇寒怎能扑灭他求学的热情?呼啸的北风又怎能动摇他登攀的决心?从以往辛酸的弃儿生活中炼就了不屈不挠性格的刘允斌,要在艰苦环境中磨炼意志,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坚强的人。

他在儿童院里学习刻苦,加上他性格宽厚,不计较小事,所以深得同学尊敬,他们一起愉快地生活,健康地成长,一切似乎都充满了灿烂的阳光。

不久,苏德战争爆发了。严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空前灾难。城里的物资极度匾乏,人们节衣缩食支援前线。每人每天只供应几两黑面包充饥,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里,经常无木柴煤炭取暖。儿童院的孩子每天早餐只有半片面包,一碗玉米粥,午餐和晚餐是一片面包和几个蘸盐的土豆。生活变得异常艰苦,但这对刘允斌来说算得了什么!他学习的劲头不减,还积极踊跃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开荒种菜、去森林伐木等活动,自觉地分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有一回为前线将士献血,有关部门决定不在国际儿童院征集。刘允斌听到消息,就悄悄跑到医院,软缠硬磨,硬是献了血。由于他各方面表现突出,进校不久,就被推选为国际儿童院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并加人了共青团,成为团组织的负责人。

在学习上,刘允斌刻苦认真。他进国际儿童院时上5年级,由于成绩优异,8年级时跳了一级。1945年中学毕业时又获得金质奖章。在国际儿童院高中毕业以后,他想,祖国将来的发展离不开工业,而钢铁工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他考人了莫斯科钢铁学院的冶炼专业。同年,他因品学兼优加人了苏联共产党。

在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苏联加紧自己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49年8月29日4时,在美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4年之后,苏联的第一颗代号为“铁克瓦”(俄语意为“南瓜”)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刘允斌注意到苏联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立刻迫使美国对苏的强硬政策缓和下来,接连而来的是在国际关系中一系列因苏联也有了原子弹而发生的连锁反应。这个阶段,刘允斌经常陷人深深的思索之中。看来原子弹不仅能改变战争的结局,甚至可以影响人类的命运。原子弹既然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那反过来它同样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和平。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之所以一直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凌辱,除政治腐败等原因之外,武器的落后也是个重要原因。如果近代中国的手中拿的不是大刀长矛,而是和外国列强同样的洋枪洋炮,那也不至于在外国人面前败得一塌糊涂吧。

刘允斌把自己的想法和同学、教师们谈了以后,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不久,他作出了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性决定:改学核专业,搞核研究。大学毕业以后,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钢铁学院转人莫斯科大学,成为一名核物理学的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这是当时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中获得副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刘允斌毕业后,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约允斌到列宁山下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来一趟。一见面,张闻天就开门见山地问:

“你准备到哪里工作呢?”

“导师让我到苏联核研究所去搞科研。”允斌坦诚地回答。

“你就留在中国驻苏联代表团工作吧,我们国家也要开始搞核研究工作,你在这里多接触些有关方面的人和事,对加速我们的核研究是有好处的。你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张闻天的话在允斌看来,既是父辈的期望,又是祖国的召唤,他无条件地点头答应了。

不久,张闻天回国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刘晓接任中国驻苏大使,刘允斌就留在中国驻苏联代表团工作。

事业向刘允斌敞开了成功的大门,爱情的温柔之手也触动了他年轻而热烈的心。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期间,允斌认识了本系一位名叫玛拉的苏联姑娘。在美丽的莫斯科,在那美妙如诗一般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允斌的初恋之火,和苏联老红军的漂亮的女儿的爱情燃烧到了一起。

终于,这对火热的异国情侣在莫斯科结婚了。生活和谐而甜蜜,一切都是那么称心如意,夫妻之间的爱情犹如伏尔加河水那样清澈透明,小家庭好似莫斯科郊外的夏夜那样令人陶醉和留恋。爱妻不但升任为研究室主任,还给他生了一男一女。随着为儿女操劳家务、工作的不断增加,允斌和玛拉的爱情不但没有淡薄,反而更加深沉牢固了。

然而,这甜蜜的生活却并不长久。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彻底破裂。祖国、人民、妻子、儿女,这一切在允斌心灵深处爱的天平上,怎么也无法摆得均衡。

又是一个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小松林旁。“玛拉——”允斌轻声地但充满情意地叫着爱妻的名字,她紧紧地依偎在他的怀里。结婚数年了,夫妻好久没来这个令人留恋的地方了。到了这个初恋的地方,心中却是那样的优郁。

爱情是迷人的,家庭是温馨的,儿女是可爱的,但允斌无法陶醉于这些感情之中。允斌脑子里回荡着几年前回国探亲时父亲说过的话:“你应该回国,祖国需要你。”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崇高的爱国之心,使他果断地作出抉择:“回祖国去,为新中国建设竭尽全力!”

 

“我,我想告诉您,我要回国了……”

“我知道,您是要抛弃我和孩子,是吗?”玛拉的声音颤抖着,继而变得愤怒起来:“您走,您走哇!我今后死也不想见到您……”

“不,不!我是想和您商量,您和孩子咱们一块回中国去。”他用手把妻子搂得更紧,声音有点呜咽地说:“您不要说气话,难道说您还不了解我吗?为了您和孩子,我自己甘愿吃苦受罪;为了我们的家庭,我付出了多少您心中是有数的呀!”

丈夫的为人,妻子再清楚不过了。

“快别说了——”玛拉早已哭成了泪人儿。她抬起头来,替他抹去泪水,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温柔,说:“是我不对,说了不该说的话。事到如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小树林里十分寂静,远处传来了隐隐可闻的潺潺流水声。夫妻俩又陷人了沉默之中。他俩四目相望,都怀着恳求和期待。

“还是您和孩子跟我一起回中国吧,行吗?”允斌那乞求的声音里充满了坚定,这点只有妻子能感觉出来。

“好,我也只好这样答应了。但您知道,这样的大事我个人是作不了主的,必须去和父亲商量……”

“是的,您必须首先要征得父母的同意,至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无奈的决定,必须求得他们的理解和帮助。”刘允斌紧握着妻子的双手说。

第二天,玛拉领着两个孩子,回家去做父母的工作。允斌怀着焦虑的心情,心神不安地等待着。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允斌度日如年似的眼巴巴等了三天,邮差急急忙忙地送给他一封挂号信。

“允斌,知道吗?一切都糟透了!我是用血和泪给您写这封信的。提起笔,想到您,看着即将失去父亲的两个孩子,我的心碎了、烂了……是那样的出乎我的意料,父亲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坚决不同意我的决定。还有那位区党委书记,他竟以党性和背叛祖国的字眼来要挟,我动摇了……是呵,我们终究是各自国家各自党的人,您不是也常对我讲,能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我毁了您的生活,我们俩都不该进人这个特殊的爱情禁区,我们只能分手了……孩子还小,他们离不开妈妈,就让他们留在苏联吧!不过,他们永远是您的亲骨肉,我会精心照料和培育他们的。还有,看着这些孩子,我也会常想到您。这样,我也许可以在痛苦、烦恼中求得一丝安慰……”

允斌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地读完这封信,他还能说什么呢?是啊,祖国、党,那是多么神圣和伟大的字眼儿。在她的抉择中,家庭、爱人怎么能和祖国、党,相提并论呢?无疑,玛拉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

这对年轻的夫妻,这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离散了,就这样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各自扼杀了自己的真挚爱情。他们就这样办了离婚手续。

在允斌离开莫斯科的那天早晨,他来到红场中央,向列宁、斯大林墓地深深鞠了三个躬。当他转身离去时,又依恋地望了望克里姆林宫的时钟和红旗,以及那一座座高大的建筑。猛然间,在一座石雕旁,允斌的目光一下子停住了,心顿时剧烈地跳动起来。

远处,玛拉和孩子们默默地站在那里,他们的脸上流淌着泪水。看得出由于强烈地感情克制,玛拉的下唇上已咬出一道深深的血痕。

“玛拉……我的孩子……”允斌再也忍不住了,他扔下手里的行李,发疯般地扑向自己的亲人。

与此同时,两个孩子也哭喊着扑了过来,父子三人抱在了一起,哭成了一片……

再见吧,伏尔加河!再见吧,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1957年10月的一天,允斌背着简单的行装,在玛拉的抽泣声和一双儿女撕心揪肺的哭叫声中,毅然踏上了回国的征途。在北京机场上,一架银灰色的大型中国客机徐徐降落了。一个32岁的青年人疾步走下飞机,和几个迎接他的人握手寒暄了几句就穿过机场大厅,进了停车场上的伏尔加轿车,直奔北京城,驶人了中南海。

中南海一栋平房的门口,站立着一个清瘦挺拔的人,他就是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

轿车停住了。人未下车已传出一声“爸爸”的亲切呼唤。呵!多少年没听见过这带有俄语尾音的呼唤了。刘少奇望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儿子,喜不自禁。

“允斌,你终于回来了!”他宽大的手轻轻抚着儿子的肩膀,心中感慨万千。刘允斌中等个子,脸部线条分明,像他父亲一样挺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目光柔和清澈,说话不紧不慢。

“允斌”,刘少奇指着周围的几个青年男女问:

“你认得这几个弟弟妹妹么?”

“认得,认得!在机场上爱琴都给我介绍过了。”

刘爱琴高兴地用俄语和哥哥说了一句:“都是一家人,不见面也认得么。”

王光美开玩笑说:“可要说中国话哟!”大家都笑了。

刘允斌回到北京后,他一连几天参观了故宫、长城、颐和园等名胜古迹。他在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废墟旁徘徊了一个下午。近百年过去了,圆明园这几根残柱却仍然不肯倒下,它是在祈祷,在控诉,还是在沉思,在呻吟呢?他感到压抑得很。

他回到中南海父亲的那间书房,翻开了所有能找到的中国近代史,他读到的都是割地、赔款、乞和……

他又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和有关材料,了解到了1950年美国轮船“加利福尼亚金熊号”,有意撞沉我“新安号”货轮,酿成了70人死亡的惨案;读到了美国飞机1950年至1954年多次侵人我领空,击落我巡逻飞机、扫射我人民的报道;读到了1955年8月刘宁一率我国代表团,被日本阻止不能如期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我国还递交一张3万元人民币的支票作为对大会捐助)的消息;读到了毛泽东主席“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原子弹”的感叹;读到了……他读不下去了。

“我要立刻工作,一分钟也不能等了!”他对父亲说。

几天之后,在距离北京50公里的某县一个中国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研究院401所里,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每天沿着宿舍一研究室一食堂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匆匆而行,急如流星。人们常常见他在食堂一顿就买够一天的饭,然后就钻进研究室不再出来。他不再像在苏联上学时下围棋、打乒乓球;渐渐他的皮鞋不亮了,头发不光了,衣服也不整了,烟却越抽越多了。不久,他在热核材料研究方面以突出的贡献而被授予副研究员职称。这种高级职称,在他这个年龄,无论在当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都是屈指可数的。

有些人见他才三十出头,却终日埋头于研究所,节假日也不外出,以为他是光棍汉,要为他介绍对象。一打听,原来此人乃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子,众人惊叹:“主席之子尚能如此刻苦,难得!难得!”于是有更多的人关心他的生活和健康,为其牵红线搭鹊桥的人就更多了。也有一些姑娘主动接近他、关心他,倾吐爱慕之情,都被他好言谢绝了。在周围同志的关怀下,他更加努力刻苦地工作,也更加沉默寡言了。

他对莫斯科还是有感情的。他毕竟自少年时代起就生活在那里,那里有他的同学、同事、老师、朋友以及他的爱情。

他爱他的妻子和孩子,爱那座美丽的培养了他的城市和人民。他知道,那里的工作生活等条件要比自己贫穷的祖国好得多。在那里他可能会在专业上做出非常突出的成绩来。苏方对他的才华也颇为赏识,为挽留他在苏联工作,苏共几位高级领导人曾先后找他谈话,并许其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一位苏联高级领导人邀请他到家中作客,席间此领导人说:“就留在这里工作吧,你虽是中国血统,但你毕竟是苏联培养起来的,并且你的妻子也是苏联人,也有了孩子。回去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两国虽有些理论之争,但并不影响你在这里搞科学研究嘛。”

刘允斌说:“我始终把苏联当做我的第二故乡,我在祖国生活了13年多,而在这里却生活了18个年头,相比之下,我对这里比对我的祖国要熟悉得多。但是,我又不能不回去,因为我那贫困的祖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这大概就像您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种感情相信您是会理解的。”

“子不嫌母丑”,许许多多当年和刘允斌一样选择的人们,不也正是如此吗?新中国初创的核事业在艰难之中拓展着。陈毅外长曾专程到原子能研究院,他紧紧握着研究院副院长王涂昌教授的手说:“要快!要快!你们打响了,我在外面说话才响亮。我的腰杆硬不硬,全靠你们了!”外长之言包含着多少难言的痛楚和焦急的企盼啊!新生的共和国,不仅一些外国列强敢于蔑视,就连印度都敢在1962年向她发动进攻。为了反对核武器,早在1952年2月,全国四亿五千万儿女就搞过签名运动。是的,新生的共和国没有原子弹就要受人欺辱。

为了不受人欺辱,新中国在成立后的第一年5月,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吴有训、钱三强分别任正副所长;1955年7月,成立“原子能中央领导小组”;1956年中共“八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的报告中都提出要加快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1957年,原子能研究所研制成功第一台能量为2。5兆电子伏特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式加速器开始运转。新中国的核工业开始起步了。

但是,1959年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拒绝向我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老大哥开始对这个不怎么驯服的弟弟釜底抽薪了。怎么办?中国的核工业面临着挑战,中国的尊严面临着挑战。周恩来总理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中央决定:核研究院所与生产厂家结合,实行“厂所(院)合一”的方针,一定要用最快的时间把原子弹拿出来,为自己争口气。

1961年,原子能研究院一院部分科研人员调人中国西部的包头核燃料元件生产厂,成立设计处;原子能401所元件工艺室全部并人该厂,成立第二研究室。后来,刘允斌又受命调人中国西部的202厂去组建第三研究室,负责热核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受命之日,他对领导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暂去两年,户口在京不动。”这是组织的意见。

“不,我最好也在那里安家落户吧,这样更有利于工作。”允斌诚恳地说。202厂位于横亘在中国西北部某高原的巨大山脉之中,一条僻静的公路伸向这里。1%2年隆冬,公路上一辆奔驰的吉普车里,坐着年轻的刘允斌副研究员。

“这里还真有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味。”他对坐在身边来接他的202厂党委书记张诚说。

“不要看这里荒凉,却还是个历史悠久的古迹哩。”

据有关文字记载,这个地方的历史可推溯到战国时代。遥遥千年古史,早已灰飞烟灭,但古长城的遗址至今仍清晰可辨。

公元1962年的中国,已绝非能用万里长城抵御外族的进犯了。要捍卫祖国的安宁,就必须建造新的核长城,这就是现实。

202厂是中国第一个核燃料元件厂,它的保密性极强,凡是进人这个厂的人员均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和保密宣誓,甚至职工恋爱也需要经上级部门批准方可。它对外称30号甲,对内称408厂。厂区周围数十公里以内进行一般控制,5公里以内进行重点控制,除铁丝网外,墙上还有电网封锁,颇有些当年美国在阿拉莫斯峡谷之中搞的“曼哈顿工程区”一样。

 

刘允斌来到这里后,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他立即和其他负责人投人了研究组织工作。不久,他新婚的妻子李妙秀也来该厂工作。研究室的工作开始步人正轨了!

在关于41#工程的问题上,刘允斌和汪德熙教授等人研究,认为计划方案有重新修改的必要,于是提出了新的科研方案,解决了锉汞齐在串连组中的分解、交换塔的化工、传质及连接运转等问题。

允斌终日忙碌,头发蓬乱,不修边幅。一双磨掉了毛的翻毛皮鞋在脚上似乎舍不得脱下来,一年不分春夏秋冬,他总是穿着工作服。

允斌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起来就完全忘记了一切。他很少有时间轻松一下,但一玩起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春节联欢舞会上,他的华尔兹跳得如行云流水,飘逸潇洒。他演唱的《伏尔加船夫曲》和《三套车》,雄浑洪亮,情感真挚。在日常生活中他随便自然,没有一点专家和高干子弟的架子。除有要事外,他很少坐车到厂区上班,而是和普通职工一样,每日背个黑书包,里面塞上饭盒匆匆步行到厂区。有些新进厂的工人听说他是刘少奇的儿子,都不相信。

是的,他就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不像电影和小说中描写的衣冠楚楚的风流洒脱的专家学者,更不像趾高气扬藐视众生的龙种贵宵。他实在普通得与一般的技术人员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在衣帽打扮上还不如一般的技术人员。新春佳节,他经常把住单身宿舍的科研人员和老工人请到家中做客,交流思想,促进感情。平时他抽烟极凶,且多为“海河”、“瑞金”等中低档香烟,每当抽烟必呼周围的“烟民”:“来来来,发烟啦!来者有份,抢不到者自认命苦哟!”一盒烟掏出来,瞬时间就剩空盒了。

允斌在生活上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但在工作上却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科研攻关时,他在研究室里常常是一呆就是十天半个月。饿了到食堂打些饭,困了盖件大衣在办公室躺一会儿。他妻子生孩子时,科研任务正紧张,他匆匆地跑到商店给妻子买了一大堆营养品,拜托了护理人员,就匆匆地赶回厂里。

是薄情吗?不!允斌是个外表冷漠、内心火热、感情丰富、极端珍惜感情的人。了解他的人说:他是世界上最了解感情、最懂得感情、最珍惜感情的那一类人。但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他要挑着这副担子往前走,就不能不失去许多其他宝贵的东西,他别无选择——为了中国人不再受欺辱,为了中国的核工业能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共中央对核燃料元件厂极为重视,原子弹、氢弹能否成功爆炸是离不开核燃料元件的。为此,1959年2月,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将军来厂视察;1960年2月,二机部部长刘杰来厂视察;11月,聂荣臻元帅来厂视察:1961年,张爱萍将军、刘西尧副部长来厂视察;陈毅元帅接见该厂领导及科研人员;1963年,邓小平、彭真、乌兰夫等中央领导人来厂视察。足见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和重视。

1964年10月16日15时。历史将永远记下这个时刻:中国第一颗代号为“596”的原子弹的蘑菇云,在中国西部大戈壁上冉冉升起。它那炽烈的火焰,比太阳还要明亮一万倍,它那巨大的爆炸声惊天动地,强烈的冲击波撼动着整个世界。

刘允斌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爆炸了,终于爆炸了!有人说我们再过1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看看吧,仔细看看中国西部大戈壁上冲天而起的是什么?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上,用激动得略带些颤抖的手举起了酒杯,他朗声向外宾宣布: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是的,这不仅仅是一颗原子弹,这更是一个大国的尊严!

翌日,周恩来总理自豪地致电各国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关于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使用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

这才是建议,这才是真正平等意义上的建议,这才是理直气壮的建议。人们大概不会忘记:1955年中国代表团在日本参加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广岛会议,被拒之门外所蒙受的耻辱。其实,平等和尊严,不是靠请求和抗议得来的,而是在实力相当的基础上赢得的。中国在原子弹爆炸、蘑菇云升腾中赢得了这种平等和尊重,赢得了禁止使用和销毁核武器的真正发言权。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邱吉尔曾对核武器说过这样引人深思的话:“这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这就是互相威慑下的和平与稳定。”此话不无道理,翻开共和{国建立后的历史看,自1964年10月中国有了核武器后,祖国的领土、领海、领空的确安宁了许多。

1966年,“文革”开始了,国家被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也被搞乱了。

“文革”初期,刘允斌和妻子与其他的领导干部一样被赶下去劳动。他不知这是为什么,但他诚心诚意地去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他想:自己曾长期读书并多年生活在一个已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国家,也许身上真的沾染了许多意想不到需要改造更新的东西。

允斌回国近10年来,已充分领略到了“群众运动”的威力,他看到了有人因不相信土高炉里能炼出优质钢铁而栽了跟斗;有人因不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被送进了“学习班”;也有相当级别的中央领导人因不赞成某些人的观点而被罢了官。

但他转念想,也许这场运动真的是为了革命大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他努力使自己转弯子;他打扫卫生时清理到每一个角落,每个垃圾点,一下一下认真地扫,一锹一锹认真地铲;挖沟时,别人都休息了,他仍大汗淋漓地不停地干;搬砖时,手磨破了用布包好继续干……

允斌越来越消瘦,烟也越抽越凶了。在工地上他拼命地干活,直到累倒为止。他自身难保,仍关心别人。一个监督他们劳动的工人,天冷了还穿着单鞋他悄悄地从家里拿来一双新棉鞋送给那个工人。但他渐渐地发现,周围的人都越来越疏远自己,都不敢和自己接近了。工休时,他时常独自躲到人群的一边然后找个僻静处蜷曲着身子躺下,用工作服盖住脸躲避着众人,有时默默地仰望着天空发呆。

劳动一天回到家里,看到憔悴疲惫的妻子时,心里总要涌出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和仿徨。他相信这一切都是误会,总有一天会过去的。人们之秘这样对待他,是还没有完全了解他,误会一定会解除。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思心天可鉴!

但形势的发展远非如他所想。虽然周恩来一再指示“02厂是国家的保密单位,绝不能乱一定要稳定,并要部分造反组织的头头赴京向他汇报情况。但在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疯狂的政治动乱之中,202厂这块孤岛也不可避免地被“文革”的洪水湮没了。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组织山头林立,争风吃醋,撕打得不可开交。

随着运动的发展,“四人帮”利用各种报刊陆续登出了诬蔑攻击刘少奇的文章,称他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的倒台立刻牵涉到长子刘允斌,造反派对他开始了残酷的批斗和摧残。他们给他挂上“刘少奇的黑孝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苏修特务”等大牌子,戴上高帽批斗。他对这场污辱人格、人整人、人害人的运动感到不理解。

面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批斗和质问,刘允斌只能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吞他既不能辩解,也不想辩解。他知道,这种时候没有理可讲,也不需要讲。辱骂、吐沫、体罚终日围绕着他。他明白,他的父亲和继母在北京比他现在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更艰难?他的弟妹也会受到和他同样的遭遇。他对这种老子得志封妻荫子、老子倒霉株连九族的做法无比痛恨。

一天,刘允斌迈着踉跄的脚步回到家里。他的妻子,这个也曾留苏的办公室主任望着她丈夫的满脸伤痕和浑身污迹而失声痛!她也不理:为什么有人要如此摧残他?

“允斌,你……”她为丈夫擦着伤痕并感到无限痛苦。

“妙秀,我让你受牵连了,真对不起你。”他使劲挤出一丝苦笑后又说,“不要难过,你还记得普希金那首诗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伤心,也不要抑郁。……相信吧,那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

“是的,那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妻子硬咽地说。

允斌望着与自己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沉郁的心中感到透进了一丝阳光。

不久,造反派感觉在厂里批斗刘允斌不够劲,于是就把他推上汽车,挂上牌子,穿过荒野,如囚犯似地押解到十几公里外的市区去游斗。虽然有人暗自感叹伤心,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他申辩一句。

面对这种现实,刘允斌的心碎了。他不知道那个俄国诗人,那句曾预言“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的话是否是在骗人?而自己却被无情的现实投入黑暗!“光明”何时才能从黑暗和阴谋中浮现出来呢?允斌被押解到市区火葬场旁边的河槽里挖沙子,他走近焚尸炉旁仔细地看着:一具具尸体在炉膛里燃烧,消失,化为几缕轻烟,剩下的只有一把骨灰。“完了,这样也就了却了一生。”他喃喃地自语……

1967年11月21日,是个风雪之夜。

允斌拖着备受摧残的身子回到家中,妻子仍然未睡,她在盼着他的归来。她终日看着人们摧残凌辱丈夫而无能为力,她时常痛苦得肝肠欲断、心如刀绞。她只能默默地流泪,默默地祝福丈夫能快些解脱这地狱般的折磨。“文革”以来,几个过去真正和刘允斌关系不错的人都被关押、批判,有些从前经常登门的人这时也躲得远远的,有些好心人也只能在暗地里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在他们夫妇患难的日子里,只有自他们从北京来这里后就始终伴着他们的保姆王奶奶和王爷爷。老俩口没什么文化,曾在山东淄博的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说,我们不怕什么。有些人来找他们调查刘允斌家的黑材料,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孩子做饭的。”后来,造反派说:“走资派还有什么保姆,还要剥削贫下中农?你们不要给他家干。”老俩口被赶回在这个厂工作的儿子家去了。但他们把刘允斌夫妇的两个小男孩也带回了家里。难得的人间真情,难得的勇敢无畏!李妙秀对孩子们说:“要记住王奶奶王爷爷的恩情!”

 

夜深了,刘允斌和衣躺在床上。他想:他活在这个世上42年以来,感到既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党,惟一对不起的就是跟自己受了这么多罪的妻子,他希望妻子能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自己死而无憾……

这天晚上他的话格外多,妻子以为他不过是因为过分痛苦而自我吐露和宣泄。

窗外的风雪越来越大。他安慰妻子睡着了,自己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忽然,他感觉到窗外的夜比白昼还亮,亮得刺人眼,天空和大地都迸射出一种阴森的白光,犹如无数把鬼头刀在晃动,无数个白盔白甲的小鬼挥舞着千万条白丝带在狂舞奔走……还有叫声,那刺耳的凄厉的尖叫犹如无数条受伤的荒原野狼在狂嚎……

他轻轻地拉开窗帘,啊,高原上的暴风雪来了!山摇地动,风狂雪猛。大山在剧烈地断裂、倾斜……

他慢慢地捂住了脸:“啊,这就是人间!是那个没有太阳的人间哦!”他想如不能工作,如没有人的尊严,如看不到光明的前途,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难道就这样屈辱地、非人地活下去吗?他又看见了莫斯科的森林,又回想起了临回国时和同学们的对话:“你回去后会后悔的。”“我将九死而不悔!”……

如今呢?他说不清楚。只感到自己的心彻底碎了,泪一直在流淌。作为一个核科技工作者,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已爆炸成功,自己死而无憾了。

他偷偷起了床,该给跟自己受了这么多年折磨的妻子留下些什么呢?望着正在酣睡的妻子,他的泪水又一次潜然而下。他把手表和钢笔轻轻地放在写字台上,然后慢慢地推开了家门。

允斌走下楼梯,顶着风雪踌姗地走到保姆家的门前。他举起了手要敲门,但转念一想,怎能深更半夜去打搅人家呢?何况敲门以后又该说些什么呢?他的手在大门上抚摸着,终于停了下来:理解爸爸吧,我的好儿子!我爱你们,爱你们呀!爸爸不能保护你们、抚养你们了,不能给你们洗脸、洗脚、讲故事了。以后你们要多听妈妈的话,多听王爷爷、王奶奶的话。你们和妈妈都跟着我受罪,你们来到这个世界就受人歧视、遭人欺辱……爸爸没有能力把你们从这种处境中拉出来,爸爸只有以死来抗争了!理解爸爸吧,爸爸是无罪的!

允斌在保姆家门前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而后转身向北面的荒野走去。大雪覆盖了整个荒野,一簇簇枯黄的沙篙早被大雪掩盖起来,连个枝梢都不见了。一条铁路从荒原上自东而西穿过。

他看见铁路基下那个圆形桥洞。每到春天,当荒野各处还是无涯的枯黄时,桥下小溪两岸已开满五颜六色的野花。他在节假日里常常带两个孩子到这里采摘野花。他下意识地向桥沿走去,他的脚步突然停住了,他听见呼唤声,猛转头来,惊讶地发现两个儿子跌跌撞撞地冒着风雪连跑带爬地向他奔来,单薄的衣服连扣子也没系。维维拉着东东的手,两个人的外衣在狂风中像黑色的旗子一样被吹起来。

“爸爸!爸爸!爸爸……”

“啊,我的孩子!”他欲跑过去拥抱孩子。但一挪脚,什么都不见了。眼前只有风雪,风雪。他的眼睛在眼镜后模糊了……

此刻,他的妻子醒了,她发现丈夫不在家。不好!她立刻跑到保姆家叫上王大爷四处寻找。可是……到天亮,人们在居住区北面的铁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铁路下面是两个圆形桥洞,洞里有近一盒零乱的“海河”牌香烟的烟蒂。

车轮把他的颈部辗断了,他的半个头颅被撞碎,鲜血浸红了周围厚厚的积雪,场面惨不忍睹。一位年仅42岁的核专家,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造反派又在他诸多的罪名之外加上一项“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

刘允斌死去11年后的一天,他的遗像挂在了202厂俱乐部舞台的黑色幕布上,他肃然地望着前来参加平反及追悼会的人们。为他奏起的哀乐如泣如诉,如11年前那个夜晚漫天的大风雪。人们的头都低下了。此刻,他的妻子正站在不远的地方,站在凄凉的花圈和那个黑色幕布上的人像面前。她泪流满面,硬塞呜咽。

追悼会两年后,刘允斌的妻子李妙秀带着一双儿女,离开了那块给予她永生难忘的欢欣与痛苦的高原土地,回到了北京。

20多年过去了,风依然刮,雪依然下,大山依然沉默。难道那位年轻的核专家刘允斌,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悄无声息地去了吗?他像一束火星,一缕轻烟?

本文摘自:《中华之魂 星辰谱-人生的冷暖》,作者:《中华之魂》编委会,原题:《 第5集 丹心照汗青的——刘允斌》

来源:凤凰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