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一部中国文革史，就是一部族群分裂史，就是一部社会倒退史。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曾经导致社会濒临绝境，又曾经促使大陆改弦易辙，重现生机，可谓“成败皆萧何”。因此，在文革发轫四十年之际，是否敢于客观反思历史？如何从不同角度尽量准确地评价文革？成为考验华人智慧的一道严峻课题。

    四十年前，大陆一纸《五一六通知》，掀起文革政治狂飙，至今余波未了。四十年来，海内外华人反思文革历史的言论、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迄今仍然见仁见智、未臻一致。为什么难以找到共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样一座庐山，由于立足点不一致，竟然可以得出迥然不同的观感。可见，视角的差异，的确是导致人们对于同一问题存在不同见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检视反思文革的言论，举其荦荦大端，大抵离不开对于文革的“动机和目的”与“路径和手段”的探讨。如果仅此作两相比较，从反思活动本身的效果着眼，似乎对于后者的研究，更为容易取得比较务实的结论。这是因为，前者由于论者自身难以置身事外，难以获得一种相对超脱的心境，因而所作的研究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对于后者的研究，则由于主要出发于人类普世价值的基础，对于摆脱族群、人群具体社会利益的干扰，存在更大的学术空间。

    要解释文革浩劫的血腥结果，不能不从导致文革的暴力原因着手；要说明文革的暴力，又不能不回溯到文革前的中共政治乃至于国共内战史。迄至文革为止，对于大陆政权，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暴力路径。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论断，就是一个脚注。从政治学角度看，大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暴力路径依赖，不能离开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发展程度，也不能离开政治家和民众当时因历史和现实交汇所造成的思维局限。比如说，当年位于欧美等国的海外华人观察大陆文革，曾痛惜大陆族群的集体非理性暴力活动。但是，如果现在位于大陆的华人观察伊拉克的教派火并，观察尼日利亚的族群械斗，亦会同样为之悲哀。

    社会发展程度能够制约人们的行为取向；人们的行为取向，也可以反过来左右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中共在延安建立区域性政权时期，尽管在党内党争不绝，但许多领导人在党外仍然能够礼贤下士，虚心纳谏。这反映了当时中共需要党内集权、党外拥护的政治利益取向。社会贤达的进谏，也的确曾使中共产生憧憬，试图采用人民监督政府的非暴力路径，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天下兴亡周期怪圈，并且的确实行过“精兵简政”减轻民众税赋的改革，也因此尝到了不少甜头。

    中共建政后，“食髓知味”，试图开门纳谏，广用民智民力，殊不料土改、三反、五反、大跃进、四清，一而再、再而三事与愿违，最后运动群众导致文革政治灾难。原因何在？主要是政治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而当局采用的办法却未能及时适当调整，随之而变，颇显刻舟求剑之弊。中共建政前后执政环境的区别何在？首先是，不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主要体现为“种果树”与“摘果实”、“分果实”的结构性矛盾。此外，在处理社会各方出现的一些相对偏激的利益诉求时，当局屡屡“事急马行田”有违弈理，难免激化社会矛盾，最终导致各方放弃协商，采取暴力。

    反思文革，不能回避一个颇为吊诡的现象，这就是对于毛泽东和文革关系评价的变化。在文革结束之后，大陆民众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始而心有余悸，继而展开批判，最近又转而怀念其政治家魅力。这种心路历程，不但体现在民众层面，也反映在官场。毋庸讳言，毛泽东发动文革，与其威权的变化密不可分。如今弥漫于大陆社会各阶层的毛泽东情结，是侧重于毛泽东与廉政、公正、威权政治之间的关系？还是侧重于毛泽东的威权与文革之间的关系？是侧重于现实诉求，抑或是侧重于理想追求？委实耐人寻味。

    文革过后四十年，大陆经济起飞，生活环境大为改观，然而仍然反思不断，更是说明一个浅显的道理：民众哪怕口中吃上了糖果，也难以抹去心中的隐伤。由此看来，文革的最大教训，还不止于“动机和目的”是否正确，更在于“路径和手段”是否合乎社会发展的潮流。历史上，中国古籍《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一章所讲的齐王纳谏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此后清代的戊戌变法，以及中共建政初期的开门纳谏，同样都是面向全社会广开言路，其结局却迥异，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中国先贤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潮流何在？主流在于以和平的、非暴力的路径，促使社会不断进步。文革作为前车之鉴，堪为后事之师，它至少从反面说明：如果要避免重蹈文革覆辙，要坚持和谐的、非暴力的政治路径选择，官家民众，与有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