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工业资本优势的国家，也往往是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如今在全球化时代，利益安全并非仅仅只是国土安全。内部需求动力和外部压力的同时增大都要求中国进一步关注自己的海洋权利，并重新审视自己的海洋权。
 
　　环球时报撰文称，海权，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开始认识而到今天仍未被充分消化、在实践上又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海权观念淡漠是近代中国在与世界交往中吃亏的重要原因。
 
　　其实不仅是日本，纵观世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拥有工业资本优势的国家，也往往是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
 
　　自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主导世界经济潮流之后，海权就成了工业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助推器和国家发展战略极重要的部分。海洋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最廉价的运输载体。
 
　　比如，从欧洲陆上运货到中国要穿经多个国界，而海上航行则没有国界障碍，在公海上它是畅通无阻的。
 
　　从军事角度看，与陆上运输比，从海上集中调动装备、军力等所需时间应是最快的；与陆地防务相比，由于海洋的天然屏障，在广阔的海上拥有基地可大大减少战时所用守备兵力：只要掌握了海上运输线，就可以最机动的方式集中最优势兵力在海外某一区域实施作战。

制海权仍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杠杆

　　从军事史来说，制海权曾是造就古今大国兴衰的重要扛杆之一。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在卫星资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上的制海权，仍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杠杆。制空权、制太空权（外太空）的军事技术革命虽然重要，但其性质还是服务于制陆权和制海权的。
 
　 美国在20世纪末发动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及21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就是很好的说明。南斯拉夫军人曾这样设想：等敌人进来，他们一拨一拨地退，然后再打巷战，再打人民战争，一直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也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进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的安全是 “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安全或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过去在自然经济下，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是合一的，那时候危险的概念是敌人入侵，把敌人入侵定为安全与否的尺规。
 
　　在全球化时代，利益安全并非仅仅只是国土安全。这种安全观在美国身上得到了很明显的体现，在美国眼中，海外越安全本土就越安全。这种全新的安全哲学也给中国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安全哲学不应只是生存的而应是发展的哲学，中国的国际政治学也不应是自守家门而应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学说。

现代中国必须走向海洋

　　中国海权随中国主权同生，而中国意识到并力求捍卫、强化中国海权的努力却起步不久。中国目前的海权实践远没有达到追求“海洋权力”的阶段，而只是处在捍卫其合法的“海洋权利”的阶段。
 
　　比如中国统一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台湾岛，这是中国海权实践的重要内容，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及其相关海洋权利的实践。而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海军活动及对中国台湾的军事插手活动，则是一种霸权意义上的海权，即“海上权力”的实践。
 
　　从这些意义上看，中国的海上力量属于国家主权中的自卫权的范畴，而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海上军事介入，则是一种为实现其海上“权力”的海洋霸权行为。
 
　　当今中国面临的海洋形势不容乐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产值增长最快的黄金地带。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霸权国家的矛盾，尤其是海上矛盾也在上升：为了堵截中国力量，特别是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向太平洋扩展，美国启动日本、台湾地区、菲律宾、澳大利亚一线的同盟关系，提升日本的军事作用。
 
　　另一方面，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已成为与世界发生广泛联系的国家，其海洋权益泛布于世界并随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而持续扩大。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越来越高，有人估计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50％到70％之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
 
　　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有60%的石油需要从国外进口。内部需求动力和外部压力的同时增大都要求中国进一步关注自己的海洋权利，并重新审视自己的海洋权。（作者：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