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劫夫有广泛的文艺才能，对美术、文学、戏剧都有较高的造诣，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歌曲创作方面。他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及人民群众的音乐审美习惯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作品大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通俗、质朴、自然、生动的艺术特色。他以民间分节歌形式写作的许多叙事歌曲，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和《忘不了》等，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英雄事迹，曲调亲切动听、结构简练严谨，曾流行于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运用北方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艺术手法于歌曲创作之中，扩大了歌曲体裁的表现容量。

　　李劫夫是“毛主席语录歌”的创始人，沈阳是“语录歌”的发源地。20世纪 60年代的“语录歌”是从沈阳诞生并流传到全国各地的。 “文革”期间，李劫夫所引领的 “语录歌”狂潮，使歌曲彻底“异化”为“文革”政治工具。冷静地将“语录歌”和政治内容剥离开来，就可以分析它的某些艺术特点，如曲调来自语录，尽量将曲调规范化、对称化，在旋律上力求简单而有效果，节拍、调式上极度贫乏。“文革”时期专制制度统治下的盲从观念，使李劫夫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特殊的路线斗争的经验，使他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终于形成了惨痛的“李劫夫悲剧”。1964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劫夫歌曲选》，其中收入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歌曲作品205首。

李劫夫

　　现在的人们已经遗忘了李劫夫了，但经过“文革”的人，唱过红色语录歌的人，能够想起李劫夫。那首著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还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些歌，在“文革”中不仅是耳熟能详，而是人人会唱，这些歌都是李劫夫作曲。《歌唱二小放牛郎》也是李劫夫的作曲作品：“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李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写了两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在“文革”中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李劫夫的歌曲创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时代。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但是从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李劫夫站错队了吗？

《我们走在大路上》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的李劫夫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1938年9月，李劫夫加入中共。同年，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29首歌，其中13首，为李劫夫所作。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李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间，他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李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李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文革中一家八口演唱语录歌的情形

　　李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而他最后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1976年12月17日，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罪名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他怎么会陷到“林彪反革命集团”中去呢？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