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记者 李鹤鸣 深圳报道

11月6日晚，“全国人大”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对5部法律草案在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26年12月5日。其中，有“金融领域基本法”之称的《金融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备受关注。

这是《金融法》草案今年以来第三次征求意见。在经过3月和6月两轮征求意见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次专题审议后，第三次征求意见的《金融法》草案的内容有哪些变与不变？哪些条款与公众的切身利益攸关？

《星岛》比对新旧两版草案发现，原草案约43%的条款内容在新草案中完全保留，55%的条款有实质修改，最值得关注的是，新草案新增3条新内容，分别聚焦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互联网营销活动规范和跨境金融活动监管，同时新增对资产管理产品和服务的专项条款，明确将资管产品和服务纳入金融产品和服务管理框架之下。

北京信用学会首席法律顾问、资深仲裁员卜祥瑞表示，《金融法》二审稿对当下金融法律实践中的部分热点和焦点问题作出了明确回应，实现相关法律规范从原则规定到具体规范、从分散到统一、从无到有，这是较大的进步。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认为，对金融格式合同、互联网营销活动以及资管产品的规范分别从交易条款的公平性、销售渠道的适当性与透明度、产品规则的统一性等方面切入，共同指向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的事前环节，与《金融法》作为统领性法律的功能定位相衔接，既是对前期金融管理部门出台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进行确认，也将为后续配套细则的实施提供上位法依据。

两版《金融法》草案的变与不变

《金融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共11章98条，全文约1.4万字。

与一审征求意见稿相比，该版《金融法》草案在立法体例与章节结构方面保持一致，在中央银行制度、金融机构基本规则、金融市场与金融基础设施、金融风险处置框架、法律责任与附则等方面的内容未有改动。据《星岛》比对，未修改内容达41条，约占草案全篇的43%。

与此同时，新版《金融法》草案的篇幅较此前略有增加。其中既有新增条款，也有对部分条款内容的微调、修改甚至重写。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此前在记者会上介绍，根据各方面意见，草案二审稿主要修改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充实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相关制度，加强对资产管理产品和服务的统一规范，增加对互联网营销等活动的针对性规定，以及加强跨境金融活动监管。

《星岛》比对新旧两版草案发现，新版草案新增了3条新内容，对52条内容进行了修改，合并及拆分的分别有1条，整体修订篇幅超过55%。

黄海华介绍，2026年6月26日至7月25日，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在中国人大网收到212人次提出的1127条意见，收到群众来信14封。各方面主要意见包括：充实完善有关金融消费者、投资者保护的相关规定；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活动的规范和管理；加强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等的风险处置；加强对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力度。他还表示，其中部分意见已在金融法草案中得到吸收体现。

全面加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

《星火》对比发现，新版《金融法》草案修订的最大亮点在于大幅充实了对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相关制度是，与此相关的修订条款多达12条。

首先，新增对金融格式条款的限制。针对金融产品充斥的大量合同文本，公众对“签字即认全部条款”的霸王条款的异议，新版《金融法》草案有了明确的法律级禁止依据。其第33条明确规定，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应当设定公平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通过格式条款作出排除或者限制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自身责任，加重金融消费者、投资者责任等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其次，新增对互联网销售金融产品的专门规则。第37条明确要求，通过互联网提供或营销金融产品和服务，须遵守对该类产品和服务的专门规定。该条首次让网贷、互联网存款、线上基金/保险销售等网销业务有了基本法层面的准入与规则依据。该条同时划出一条红线：对非公开发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得通过互联网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公开劝诱或者变相公开劝诱。

第三，将“客户适当性管理”写进金融产品营销的“法定义务”。第36条明确规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营销主体应当按照规定了解客户的情况,如实说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充分提示风险，提供与客户状况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得主动推介风险等级高于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董希淼指出，以上条款的增加和修订，共同指向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的事前环节，与《金融法》作为统领性法律的功能定位相衔接，既是对前期金融管理部门出台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进行确认，也将为后续配套细则的实施提供上位法依据。

“工作实践中发现，金融消费者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时，虽然金融机构也要求消费者认真阅读合同条款，强制要求阅读完后再签字，但实际上（合同）几千上万字，让消费者在十几秒内读完，那是不现实的。”卜祥瑞表示，“这些问题，待未来《金融法》正式出台后，我觉得对格式条款涉及到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仲裁或诉讼，未来可能司法裁判上会有一些变化；而金融的业态、销售模式，包括互联网销售模式，都会有一系列变化，以适应法律规定和义务。”

此外，草案在金融机构内控与财务真实性、金融纠纷多元化解、风险处置的司法程序、监管者自身失职追责、消费者代表人诉讼、民事赔偿优先、私募基金及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境外机构境内销售金融产品等事中事后诸多方面，也作出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更为有利的修订。

《金融法》呼应的现实需求

金融法是中国金融领域管总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定位于金融法律体系中的“1”，发挥指导、统领、规范作用。

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法律“N”以及其他金融法律法规“X”，需与“1”确定的基本规定对标对表、立修并重，具体规范各领域的金融活动，“1+N+X”共同构建科学完备统一的金融法律体系。

《星岛》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美国、欧盟、英国等主要金融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施行以分业单行立法、监管组织立法、专项稳定立法为主要构成的分散式立法体系，缺乏统一的金融顶层制度设计立法。

例如，美国没有一部法律统一定义“金融机构”“金融活动”，也没有统一的金融法基本原则，银行、保险、证券等不同业态法律体系相互独立，跨行业的监管和法律协调更多依赖监管机构之间的备忘录。

欧盟则在其成员国之间建立了一条碎片化、分领域的区域协调规则，但欧盟各成员国普遍订立了自己的金融相关法律法规，欧盟条约只提供宏观原则，不调整各成员国内部的金融机构通用权责。

英国于2000年颁布《金融服务与市场法》，部分实现对跨金融行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统一规范，成为英国金融监管的总底座，但该法案没有把全部金融活动纳入监管，也不能统一协调各金融行业底层规则。

中国为何要创立一部金融行业的基本法？知名评级机构惠誉博华发布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金融业态持续演变，跨业、跨境业务日趋复杂，现行分业监管框架下的制度覆盖与协调问题受到各方关注。

与此同时，随着中央金融委员会的设立，金融领域最高统筹协调机制也需要在立法层面获得相应表达，《金融法》的推出，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上述两方面的现实需求。

“《金融法》虽然是一部纲领性的法律，但如果过于空洞或者过于原则，并不利于后面的‘N’或者‘X’的落实。”卜祥瑞律师表示，“期待三审稿能够进一步补充回应监管和立法上，司法实践上，包括仲裁实践当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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