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串联前党友罗冠聪等人，游说外国官员呼吁制裁，此前承认1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11月5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处监禁10年。资深大律师汤家骅今日（6日）在电台节目表示，所有刑事罪行都包含“行为”与“意图”两个核心元素，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在法律原则上，“行为”必须是在相关法律生效、被认定为违法之后作出的行为；但“意图”则没有这种区分，因为被告在作出违法行为之前，可能早已有犯罪意图。他强调，要成功定罪，二者必须同时存在，即被告在作出违法行为的当下，同时具备犯罪意图。即便该意图在法律生效前就已经存在并持续了一段时间，只要在立法后仍然继续保持该意图，法庭就会将这一点纳入考量。

量刑取决于法官判断特区政府正考虑是否上诉

汤家骅指出，法官量刑并非像“火箭科学”（rocketscience）那样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精准计算，而是完全取决于法官当时对案件严重性的整体判断。他举例说明，如果法官认为案情严重到满分十分的程度，可能会判处20年监禁；如果认为严重程度未达到顶峰，就可能判处13年。对于量刑结果，控辩双方都有权提出上诉，而据他了解，特区政府目前也正在考虑是否就案件提出上诉。不过他补充，上诉庭处理上诉时，除非认为初审法官“错得非常离谱”，否则不会干预初审法庭的判决。

黄之锋具备西方联系与影响力转发帖文伤害难以和普通人相比

▲资深大律师汤家骅。

对于法庭如何界定“罪行重大”，汤家骅表示需要从行为的“效果”及“意图”来衡量。他以黄之锋为例，称黄之锋被西方媒体追捧为相当有影响力的年轻人，而且确实和西方政府有一定联系，因此就算他说一句话都可能引发巨大反响，让外国政府认为具有重要性，“他的伤害性和普通人在街上随便说两句话的伤害性不能相提并论”。法官从严重性角度判断，就会从“效果”的角度考量，对国家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事实上美国确实对中国、特区政府及官员实施制裁，这些言行在《国安法》原则下造成的严重性相当高。

他还阐释“煽动性罪行”的本质，指出必须考虑受众是否会接受煽动，以及煽动者本身的地位与说服力。西方国家已经制裁国家和香港，受众接受煽动的可能性很大；煽动者的地位是否很有影响力，“如果是的话，他的行为比普通人严重很多”。如果受众是对政府不满的人，又愿意接受黄之锋的言论，黄之锋所带来的影响力与破坏力也比普通人严重得多，“即使是转发一篇帖文，黄之锋转发，和你转发有很大区别”。

串谋重“合意”无需白纸黑字游说外国同样属于勾结

至于辩方在陈词中曾提到被告无组织及无资金支持，且获控方确认无法证明存在相关支持，被问到“串谋勾结”应当如何理解。汤家骅解释，法律上的“串谋”讲求“meetingofminds”，即只要两个人的想法与目的相同，并且作出行为以达成该目的，即便相隔数千里、不需要白纸黑字，非常明确地说“我同意和你一起做一件事”或者坐下来协商达成协议，也有可能构成串谋。而“勾结罪”方面，遵从或接受外国势力的指使或资金援助、或者意图游说及说服外国作出损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都可能构成勾结。如果由一人单独实施就属于“勾结罪”，如果多于一人共同行事，就会构成“串谋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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