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因医疗事故沦为植物人的周天瑜小妹妹，不幸在2024年离世。医委会原定今年10月27至30日召开研讯，不料却在研讯前一周突然通知周父要延后，称要等死因研讯完成后再处理。这种做法看似有道理，实际却对身患晚期癌症的周父造成了二次伤害，太不近人情。如果“天瑜案”要等到周父去世后才召开，或者在周父去世后才出研讯结果，那么医委会在市民心中的形象必然会更加负面，大家也不可能再相信它是一个公正的仲裁机构。

医委会积弊众多令人侧目

小天瑜的遭遇，涉及很多尚未解开的疑问：手术期间输血延误48分钟、医护人员涉嫌篡改医疗记录等问题，公众都希望知道真相。召开医委会研讯，至少有利于判断涉事医生是否存在专业失德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医委会早在今年3月就已经通知周父研讯日期，之后一直没有说要延后，为什么偏偏要在研讯前夕才“临时变卦”呢？这样的操作难免会让外界质疑，研讯会不会变得遥遥无期？又有没有考虑到家属的实际处境？

延后研讯造成的恶果显而易见。第一，天瑜的父亲正在和时间赛跑，很可能等不及；第二，可能会“放过”涉事医生，毕竟时间一长，证据可能散失，相关人员的记忆可能模糊，责任追究的力度也会减弱；第三，坐实了“医医相护”的指控。公众本来就对医疗投诉机制缺乏信心，现在看到研讯一再拖延，必然会怀疑医委会是在保护同行，而不是维护公义。这些恶果叠加在一起，足够让一件原本可以通过合理程序厘清事实的个案，演变成社会对整个医疗监管制度的不信任。

医委会本身积弊众多，早已让公众十分不满。除了申诉程序繁琐、个案堆积之外，调查过程和内部决策机制也不够透明，导致公众难以监督。拖了整整16年才启动研讯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已经把香港医疗投诉机制的深层积弊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如果“天瑜案”重蹈覆辙，医委会的声誉只会更差。官僚主义的可怕之处，恰恰在于它打着“程序”的名义，实际上却让正义遥不可及。等死因研讯完成再处理，听起来符合逻辑，却忽略了时间对家属的残酷性，也忽略了两个研讯其实可以同时进行、互不冲突。如果连这样备受关注的个案都一再拖延，其他弱势的投诉人就更难指望制度能及时回应诉求。真正的程序正义，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给出结果，而不是让程序本身变成拖延的借口。

特殊个案应有酌情处理的空间

今年6月，政府公布了医委会改革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方案，这是值得欢迎的。改革方向包括优化申诉机制、提高透明度，理论上有助于医委会的革新。但问题在于：现在的医委会会不会以“等待改革”为理由，把家属晾在一边，继续拖延“天瑜案”的研讯呢？希望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如果它真的有这样的想法，那肯定是不妥当的，只会让公义来得更晚。改革不应该成为继续拖延的挡箭牌，而应该成为加快处理旧案的动力；如果改革只考虑未来的制度设计，却不处理眼前积压的案件，就很难取得公众的信任。

官僚主义往往打着规则、程序的幌子出现，结果却总是违背“以人为本”的宗旨，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一个生命垂危的父亲，有权知道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不幸。对于天瑜父亲这样特殊又紧急的个案，理应有酌情处理的空间。医委会绝对不能再抱着官僚心态、延续拖延的工作作风，应该重新审视研讯排期的合理性，积极协调，公开说明时间表，别让冰冷的官僚程序盖过了实质正义，尽快给周父和香港社会一个公正、清晰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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