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高市早苗在国会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首次提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不到三周，她的态度却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最新一次党首辩论中，她解释道当初的发言是由于“被问及具体事例”而作出的“诚实回答”。对于“存亡危机事态”的认定，将根据“实际发生事态的个别具体情况，由政府综合所有情报来判断”。

高市早苗的迅速澄清并非偶然。她的初始言论立即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应，不仅发出了外交抗议，还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这些举措无疑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实质性压力。

在党内，高市也面临批评。野田佳彦在辩论中直言，作为自卫队最高指挥官，有些话是不应该说的，贸然发表个人主张是“轻率的行为”。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迫使高市不得不重新审视其言论。

高市早苗在澄清自己的言论时，特别提到了《三藩市和约》，这一举动绝非偶然。该和约是二战后对日和平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明确规定日本放弃了台湾的所有权利与许可权。这一法律框架构成了日本对台政策的基石，限制了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可以采取的姿态。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定位，正是基于这一法律基础。高市的回归传统表述，反映了这一法律框架对日本政策的持续约束力。

即使是在谈论“台湾有事”可能影响日本安全时，她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在法理上并无认定台湾法律地位的立场。

高市早苗的言论变化，揭示了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深层战略困境。一方面，日本确实对台海安全局势抱有切实关切。月初的答辩中她提到，如果台湾被海上封锁，特别是涉及到战舰和武力使用的场合，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这一关切源于日本对海上通道安全的担忧。

台湾周边的巴士海峡等水道对日本的能源和物资运输至关重要。在野党议员冈田克也质疑，船只绕行是否真的构成“存亡危机”时，高市曾回应称，如果仅仅是民用船只排列导致通行困难，并不属于“存亡危机事态”。

另一方面，日本的政策选择受到法律框架和地区外交的制约。高市在坚持安全关切的同时，不得不回归到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反映出日本在平衡安全诉求与外交现实之间的艰难取捨。

那艘在波涛中徘徊的日本政治航船，一面是担心台海局势影响自身安全的深层次战略焦虑，另一面是《三藩市和约》和历史包袱带来的法律约束。高市早苗的迅速转向，犹如这艘航船在风暴前的一次急转弯，暂时避免了与中国直接的正面相撞。但国际外交的暗涌仍在，下一次风暴来临之时，日本政府又将如何掌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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