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母亲带着孩子走进药房接种常规疫苗时，她面对的不仅是针管与药剂的费用，可能是一张高达数百美元的帐单。即使疫苗本身被列为“建议接种”，其费用可能成为普通人家庭预算中的沉重负担。这一幕反映出一个深刻矛盾：美国医疗体系的设计，究竟是为资本还是为生命？

今年3月，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宣布裁减约1万名全职员工，占其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和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等核心机构首当其冲，新药评审、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信息发布等关键职能遭受重创。

资本逻辑下的医疗体系早已埋下危机种子。美国医疗行业高度垄断，资本通过兼并收购把控医疗服务和药品定价权。疫情期间，强生、辉瑞等制药巨头营收激增（辉瑞2021年中报收入同比增长68%，再生元制药增长102%）而普通民众却因无法支付高额治疗费用而深受其害。这种“疫情经济”的畸形繁荣，暴露了医疗体系为资本而非生命服务的本质。

美国各州县制定了几百种不同的疫苗接种方案，这种碎片化体系在疫情中付出惨痛代价。当联邦政府计划2020年底前完成2000万人接种时，实际接种量不足500万剂。

成本与生命的倒置成为美国医疗最尖锐的讽刺。尽管美国人均医疗支出超过1.1万美元，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但其人均预期寿命却在发达国家中垫底。近30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被迫在“吃饭、支付房租和看病”之间做出选择。

政府裁员将加剧这一危机。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裁员300人，美国终止了数十项针对新冠病毒和未来大流行病的疫苗及治疗方法研究。这些裁撤不仅削弱当下防疫能力，更将美国置于未来健康威胁的无防备状态。由于公共卫生信息发布团队被大幅裁减，公众获取信息的管道受阻，健康知情权势必遭遇系统性剥夺。

弱势群体成为双重受害者。资料显示，原住民和非洲裔在新冠疫情中的病亡率远高于白人——每595名原住民就有1人死亡，而白人的比例是1/10305。联邦政府削减了各州超过120亿美元的公共卫生拨款，依赖这些资金运作的肯塔基、南卡罗来纳等州的传染病监测、精神健康服务项目首当其冲，进一步扩大“健康不平等”鸿沟。

美国还终止了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财政支援，该组织此前挽救了1900万名儿童的生命。失去美国支持，意味著未来五年7500万儿童无法接种常规疫苗，可能导致超过120万儿童死亡。总统爱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的未来也不明朗，七个国家的爱滋病患者面临治疗中断风险。

美国医疗体系的根本矛盾在于其将健康权异化为商品。要重建这一体系，需要打破资本垄断，赋予政府药品定价谈判权，限制不合理医疗收费。同时重建公共卫生网络，恢复并扩大基层卫生服务覆盖，特别是在农村和贫困社区。

亚特兰大CDC总部外的抗议标语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公共卫生不是开支，是生存投资”。在病毒与变种从未止步的世界里，裁撤守护者是最昂贵的“节约”，其代价将以生命计量，由最脆弱的人群支付。  

以上内容归星岛新闻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