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外属地的债务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波多黎各、关岛、美属萨摩亚等五个常住人口属地总负债高达578亿美元，其偿债难度被美国政府问责署（GAO）判定甚至超过本土50个州。这一警报背后，不仅暴露了属地经济的脆弱性，更揭示了美国殖民治理的结构性矛盾——这些海外属地被纳入联邦框架，却长期被剥夺平等权利。

波多黎各的崩溃轨迹，正是这一危机的缩影。其债务总额峰值超过1230亿美元，人均负债超2万美元，远超美国国内任何一个州。危机的种子早在美国政策转向时便已埋下，1976年《国内税收法》第936条曾为波多黎各提供企业税减免，吸引大量制药与制造业投资。但该条款1996年起逐步废除，至2006年终止，直接导致工业撤离、经济萎缩。

联邦法律赋予波多黎各债券“三重免税”特权，使其成为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的宠儿。政府为弥补赤字滥发债券，结果债务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63%飙升至2015年的100%。联邦最低工资在波多黎各占人均收入比重高达77%（本土仅28%），叠加福利水平高于本土，导致劳动力成本畸高而就业率低迷。

其他属地同样危机隐现。关岛因军事基地扩张推高基建成本，萨摩亚依赖金枪鱼罐头产业却面临竞争冲击，均陷入“经济基础单一、财政依赖发债”的困局。

债务危机本来可依循市场机制化解，但属地的特殊地位使其自救无门。美国《破产法》第九章仅允许各州下属行政区申请破产保护，波多黎各作为自治邦被排除在外。

2016年美国国会通过《波多黎各监督、管理和经济稳定法案》，设立联邦监督委员会接管财政权。该机构强制推行紧缩政策，削减教育、医疗预算以优先偿债，被批评为“民主的暂停”。委员会七名成员仅一名由波多黎各民选，其余均由美国国会任命。属地也无权独立谈判债务重组，2017年波多黎各申请破产保护需经美国联邦法院批准，而债权人多为华尔街基金，重组方案实质上是将金融资本利益置于属地民生之上。

美国对属地的政策矛盾，暴露了殖民治理的本质。虽然属地居民身为美国公民（波多黎各1917年获身份），承担兵役与税收，却无权参与总统投票或选举国会代表。飓风重创波多黎各时，联邦救援迟缓导致超过三千人死亡，而同期登陆佛罗里达的飓风则获迅速回应。

海外属地受美国《琼斯法案》限制，所有进出口货物须由美籍船只运输，物流成本骤增30%以上。波多黎各若独立制定最低工资或企业补贴政策，则会面临联邦拨款削减的威胁。

波多黎各五次公投支持“建州”，最近一次（2025年）58%民众选择加入联邦，但美国国会始终搁置表决。联邦的冷漠，使属地沦为“二等公民聚集区”。想要化解危机，就需超越财务重组，直指政治地位重构。美国国会应修订《破产法》，允许属地市政机构申请破产保护，避免无序违约引发金融市场连锁反应。波多黎各可借鉴希腊债务重组经验，将偿债与经济增长率挂钩。

飓风过后的圣胡安街头，涂鸦艺术家喷下一行标语：“我们是殖民地，债务是殖民税”。美国真正面临的拷问是：能否正视殖民遗产对350万属民的伤害？从波多黎各到关岛，债务背后是治理权被剥夺的创伤。唯有承认自决权，方能在破碎的财政废墟上，重建平等的公民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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