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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下乡潮,逆城镇化涌动中国

2022-08-28 10:02

四十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第一步是包产到户,就是把土地承包给农户,将个人付出与经济收入直接挂钩。这项改革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村第一产业的生产率。后来,又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入乡镇创办的工厂,推动了农村第二产业的发展。

再后来,鼓励农业规模化经营,将碎片化的小户经营集中起来,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把耕、种、防、收等生产环节,统一交由农业企业集中管理。近年,中国开始启动农村城镇化,将乡村改造为城镇,把农民引入其中,变为市民。

这些措施的每一次推出,都能取得一定成果。但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也会暴露出种种不足。“包产到户”对于家庭劳动力多的农户,效果比较好。对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效果就比较差。有些家庭开始时劳动力还比较充足,时间长了,或者老病,或者离乡,劳动力慢慢变少,也会困难起来。

乡镇企业也不是一帆风顺。搞不好的,难以坚持;搞得好的,则会吸走农村里的劳动力,剩下老弱病残、妇女儿童,乡村越来越空心化。所以,乡镇企业解决的只是农民的收入问题,解决不了农业的振兴问题。再看规模化农业经营。在一些地方,确实能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但中国幅员广大,不少地区的耕地分散在丘陵地带,无法使用大型农业机械,很难实行规模化经营。勉强实行,也会因成本太高,得不偿失。

针对上述种种情况,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镇化的对策。这个对策认为:“振兴农村”是振兴农村整体,不是振兴单个村庄。其具体做法是通过搬迁人口,减少自然村落,让农民搬进城镇,享受城镇生活。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全国村落总共减少了25万多个,平均每天都会有几十个村庄在消失。这个过程中,农民居住环境得到提升,国土环境保护获得改善,土地经营不断集约化,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多种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但是,如同前几次改革一样,起步时一片红火的新措施,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露出软肋。城镇化也不例外。其主要问题是:首先,农民进城后,生活开销大了,却没有了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谋生。其次,农村失去常住人口后,许多地方无人耕种,无人打理,变得衰败和凋敝起来。再次,随着农村人口减少,农业用地又只能种粮食,经济效益有限,使农业整体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无法获得更大效益。

面对这种情况,不少地方开始出现“逆城镇化”的现象。他们的做法是,让农村人口返回家乡,建设既有乡村风情,又有现代化设施的服务性建筑,吸引四种人群:一是喜欢乡村休闲的人群。新冠疫情之前,在中国,这种游客每年已经达到数十亿人次和几千亿元的消费规模。二是从城市到乡村养老的人群。宁静舒适的村镇康养中心深受老年人喜爱,到此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三是希望远离都市繁嚣的人群。他们往往乐意选择到乡村小镇长期居住。云南、贵州、四川、海南、广西等地,就有来自各地人群的乡村聚居点。四是返乡创业人群。他们回乡后,可以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目前,上述趋势虽然势头不小,但未形成普遍现象。其原因既有一般人的认知问题,也有政府政策的滞后问题。各地民众和企业都在等待政府颁布更多政策,解除一些历史禁令,让更多人可以放心地对这一领域进行投资创业。倘能如此,则可以说是功德无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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