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选举制度，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地方推荐，二是朝廷征召，三是科举考试。地方推荐，即“乡举里选”，这是从汉朝兴起的。某人如果在家乡卓有声誉，地方官员就可以把他推荐到中央政府；朝廷征召，就是政府因于某时段对人才有特殊的要求，便专门下诏征求；科考则以隋代为发端，这是自由竞选的办法。

乡举里选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当时即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所谓“孝廉”，这是专门为道德模范准备的晋陞之路，可是中选者往往是与父亲分家的不孝之子，举孝廉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

因为缺乏可靠的民意监督机制，垄断权力操控出来的道德模范注定是靠不住的。可惜历代的帝王们，因为各自藏着培育顺民、供我驱驰的小九九，企图通过大树道德模范而诱民入彀，其结果也便可想而知了。

清朝的雍正皇帝在道德教化中，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奖励拾金不昧。据雍正朝的《实录》记载，1727年(雍正五年)，一个锄草的满族农民在送钱粮的途中，发现车内有他人遗落的一个元宝，便呈报了有关官员。雍正得报大喜，一个卑微的农夫不贪捡到的财宝，精神实在可嘉，真乃国之脊梁啊，那个元宝就奖给他吧，并命于八旗中宣传此事。开了雍正朝拾金不昧事迹得到皇帝嘉奖的先河。

第二年，河南总督田文镜上奏皇帝，说是他治下的河南一位农民更了不得，在地里捡到了170两银子，不仅如数交还，而且还不受失主的报酬。雍正这回出手更是大方，既给该农民赏银，还赐了一个七品顶戴，并传旨要求官绅士民各界向他学习。

仅仅一个月，田文镜再次报告，在他的辖区又有了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雍正龙颜大悦，再给嘉奖。从此各省呈报路不拾遗先进事迹的奏折联翩而至，道德比赛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好人”也不再局限于底层夫役，而是遍布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好事”也愈变愈奇，雍正一律予以褒奖。

终雍正一朝，此类“道德卫星”就没有停放过。乾隆继位后，却远不像他老子一样痴迷此事，他规定：若真有拾金不昧的道德君子，地方官员可以酌量奖励，但不准向上司申报，总督、巡抚等高官也不得藉这一类事情上奏。

原来，就在雍正大张旗鼓地褒奖“好人好事”时，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作弊现象：上交“遗金”既可博得官职和好名声，还能得到比“遗金”价值更多的物质奖励，何乐而不为？而且天知道这上交的“遗金”的真正主人是谁呢？

有人分析，雍正在褒奖“好人好事”时，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缺乏警惕。其实，素来精明过人的雍正并非失察，而是自有其盘算。雍正为什么对“道德卫星”如此热衷，又为什么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眼开眼闭？

原来，路不拾遗向来被中国人视为民风淳厚、世道清明的盛世标志，本朝此类佳话层出不穷，不正好证明雍正天纵圣明吗？而对官员来说，既然圣上喜好这一口儿，他们何妨多多益善，让他高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