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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的长恨悲歌

2021-11-24 16:02

天宝十二载(753),开天盛世呈现全盛局面,“是时中国盛强”(《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从盛世到乱世的转换,不过短短两年。

开天盛世不是一天就能打造,安史之乱亦非一天就能引爆,更不是所谓“红颜祸水”所致。制度调整的失误,朝臣党争的分裂,玄宗晚年的怠政,种种因素汇集在一起,终于将盛世霓裳羽衣曲变奏为乱世悲情长恨歌。

“文学”与“吏治”的党争

从开元初年起,由于用人标准的差异,朝中逐渐形成“文学”“吏治”两派。“文学”是指通过科举进士起家,长于文学之士;“吏治”指长于吏干、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姚崇的举荐者、“吏治”派先驱狄仁杰直言,“文士龌龊”;“文学”派领袖张说则认为,大臣应“以无文为耻”。

玄宗刚即位时,重用“吏治”派姚崇、宋璟等人,帮助自己安定皇位、整理朝政。各项政务走上正轨后,唐朝面临财政改革和大兴文治问题,玄宗摆出了“文学”“吏治”并重的用人格局。开元九年(721)二月初十,玄宗任命“吏治”派宇文融,主持清查全国田亩户口赋税的括户工作,充实国库。九月十九,玄宗任命张说为兵部尚书并拜相,后升中书令任首辅,让其改革军事体制,构建礼仪制度,推行文治。

张说、宇文融刚开始在表面上相安无事。张说曾为赴各地括户的宇文融写诗送行,对括户政策表示支持,“念兹人去本,蓬转将何依”,哀怜百姓离乡去土,无所归依;“外避征戍数,内伤亲党稀”,指出户籍不附导致朝廷无法有效组织民众服兵役徭役巩固边防。然而囿于党派之见,张说担忧宇文融“权重,融所建白,多抑之”。

宇文融主持括户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人反对,而总后台是张说。开元十三年(725),宇文融括户取得重大成功,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张说奏请封禅泰山,以彰显文治之功。十二月十二,张说成功主持封禅大典,显示出其在文采之外杰出的组织能力,但他“有才智而好贿,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于叱骂”。

第二年四月初四,宇文融联合李林甫弹劾张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玄宗将张说罢相。此后,“吏治”派又多次诬陷张说,“文学”派持续为张说喊冤。玄宗不胜其烦,于开元十五年(727)二月勒令张说退休,贬宇文融为刺史。

不久,玄宗因怀念与张说的私人感情,将其起复为没有任何实权的左丞相。玄宗亦看重宇文融的理财能力,于开元十七年(729)将其召回朝廷并拜相。宇文融有次在宫宴上作诗表示,“誓将同竭力,相与郊尘涓”,大有以宰相身份融合“文学”“吏治”两派的手笔。

但不到百天,宇文融因贪赃事发,在流放路上病逝。开元十八年(730)十二月,张说去世,被他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张九龄成为“文学”派新领袖,李林甫开始挑起“吏治”派大梁。

写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被罢相

张九龄被玄宗赞为“文场之元帅”,文学诗词极佳,尤以《望月怀远》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最为世人称道。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渊堂弟长平王李叔良曾孙,按辈分是玄宗叔叔。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张九龄拜相,并于第二年五月升任中书令执掌朝政。同一天,李林甫也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入宰相班子。“文学”“吏治”之争,正是在他们手上达到顶峰。

担任首辅后,张九龄专意提拔“文学”之士的用人原则,屡屡引起玄宗不满。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玄宗意欲提拔政绩卓著的朔方(今宁夏灵武市一带)节度使牛仙客升任六部尚书。张九龄反对,认为牛仙客“目不知书”;李林甫则提出“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十一月二十三,玄宗采纳李林甫意见,虽没有升牛仙客为尚书,但封爵为陇西郡公。

张九龄因此事心生退意,写下《归燕诗》,“海燕虽微眇”,用海燕“微眇”隐寓自己出身微贱,不比李林甫天潢贵胄;“乘春亦暂来”,说自己在圣明时代暂且来朝做官,如燕子春来秋去,不会久留;“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比喻自己在相位日夜操劳;“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则是告诸李林甫等“鹰隼”,自己无心争权夺利,切莫再来中伤攻讦,但这只是张九龄一厢情愿。

李林甫党羽、户部侍郎萧炅的文字水平很差,曾当着张九龄心腹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成“伏猎”。严挺之表示朝中不能有“伏猎”侍郎容身之处,张九龄遂把萧炅贬为刺史,而李林甫托以他事诬告严挺之倚仗张九龄撑腰干预司法。玄宗大怒,在牛仙客事件仅过四天后将张九龄罢相,擢升李林甫为首辅宰相,牛仙客则任工部尚书并拜相。

在这次人事斗争中,张九龄提出“文学”标准,李林甫提出“才识”原则,各执一端,反映了当时官员尤其是“文学”派官员的素质缺陷。

张说、张九龄虽是“文学”出身,但他们久经考验,拥有突出的经世才能。张说出将入相,对政治军事都很熟悉;张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但他们提拔的文士,起草诏书还算在行,理政能力比较缺乏。此时的唐朝,政事日益繁杂,边境形势日益严峻,玄宗迫切需要加强对全局的掌控,提高财政汲取能力,应对周边民族集体崛起的挑战。“文学”派根本无力处理这些事务,这是玄宗执意提拔牛仙客、在用人上完全倒向“吏治”派的深刻原因。

被贬后,张九龄写下十二首《感遇》组诗,明面咏物,实则吐露心境。其一用“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比喻贤人君子洁身自好,进德修业只是尽人臣本分,非求富贵利达;其四用“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以孤鸿自况,以双翠鸟喻李林甫、牛仙客,“侧见”一词颇显二人气焰熏天,令人侧目。

开元二十八年(740)春,张九龄去世,“文学”派彻底失势。李林甫“条理众务,增修纲纪”,帮助玄宗继续构建集权型政治体制,同时大刀阔斧改革经济、军事、法律制度,助推开天盛世最终形成。

但“吏治”派推行改革只从一隅一处着眼,不如“文学”派善于从全局着眼,导致节度使制度等改革走过了头。而且“吏治”派一切唯玄宗旨意是从,从不敢抗拒李林甫任何指示,不如“文学”派大臣敢于直言极谏。以致玄宗全面起用“吏治”派后,改变了和宰相共商国是的集体决策方式,遇到问题就任命官员组建单独办事机构,越过宰相直接对玄宗或李林甫负责,权力完全集中到二人手中。

唐玄宗听到天空飘来四个字——“圣寿延长”

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二十一,玄宗为了立寿王李瑁为太子,不顾张九龄强烈反对,在李瑁母妃武惠妃撺掇和李林甫支持下,逼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自杀。一日杀三子后,玄宗有所清醒,听取高力士建议,为避免李林甫与东宫勾结,以立嫡以长为由排除李瑁,于第二年六月初三立三子李亨为皇太子。

在玄宗之前,睿宗、中宗都活到55岁,高宗56岁,太宗52岁,只有高祖李渊70岁。玄宗认为60岁是李唐皇室的魔咒,所以到天宝初年,56岁的他就开始安排后事,重用李亨内弟韦坚掌握财经大权;任用李亨旧部皇甫惟明、王忠嗣为西北边防节度使,执掌军权,意在给太子培养班底,准备交权。

但天宝四载(745)正月初六,玄宗在宫里祈福时,恍惚听见天空飘来四个字“圣寿延长”。这本是幻觉,可玄宗偏偏就信了,自认有神仙加持定会万寿无疆,就不再考虑交班,反而放任李林甫攻击李亨,以免李亨抢班夺权。李林甫先后制造三起大案,将韦坚、皇甫惟明、王忠嗣全部清洗。

玄宗既留恋权力不想交权,又贪图享乐倦怠朝政,遂“悉以政事委林甫”。而李林甫欺上瞒下,嫉贤妒能,大量人才尤其是“文学”之士被压制。

诗人李白在《古风(其十五)》中用“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抨击君王追求声色珠宝,听任贤才零落荒野;《梁甫吟》“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把贤才难展抱负的愤懑抒发得淋漓尽致;《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奸臣当道犹如浮云蔽日,贤良仕进无路,难望长安。

《行路难》前两首在面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世路艰难时,李白尚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倔强自信;但到了第三首,已经是完全心生退意,直言虚名无益,“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天宝朝政日趋腐败,仕路坎坷,李白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两句中,既然“人生在世不称意”,那么何妨放下一切,“明朝散发弄扁舟”。

张九龄在《感遇(其四)》中,曾用“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警告李林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林甫专权多年后,终于迎来了蓄势待发的杨国忠。元稹《连昌宫词》有言,“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杨国忠能进入玄宗视野,来自杨玉环姐妹的推荐。

前朝盘踞李林甫,后宫闯入杨玉环

对于玄宗与玉环的感情,白居易长诗《长恨歌》有深情书写。杨玉环家境普通,其父亲杨玄琰只是七品蜀州司户参军,故白居易诗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但其家族和武则天母亲杨氏出自同一杨家。因此,“天生丽质难自弃”的她能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嫁给玄宗与武惠妃的爱子李瑁为王妃。

开元晚年,前朝事务由李林甫包揽,无须玄宗操心;但后宫武惠妃病逝后,精神松弛的玄宗不免空虚寂寞冷,是为“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开元二十八年(739)十月左右,经由高力士牵线搭桥,杨玉环闯进玄宗生活,“一朝选在君王侧”。玄宗将玉环从儿媳变成媳妇,并册封其为贵妃,掌管后宫,“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

玄宗经常携杨贵妃赴骊山华清宫泡温泉,“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华清宫成为盛世大唐最为浪漫的缠绵之处,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但据陈寅恪考证,玄宗贵妃“临幸温汤必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时节”,无“明皇与贵妃有夏日同在骊山之事实”,故“荔枝来”不一定为真。而华清宫中,最为难堪惆怅的,莫过于失去爱妻的寿王。李商隐的《龙池》言:“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玄宗和贵妃从华清池回宫后,继续花样百出的娱乐,“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有年春日,玄宗贵妃在沉香亭畔观赏牡丹花开,让当时在长安供奉翰林的李白写新诗,是为《清平调词三首》。

其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二: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玄宗曾登临三乡驿(今河南省宜阳县境内),遥望云雾缭绕的女几山,感慨人生苦短,欲与贵妃欢乐永远,遂吸收天竺乐曲《婆罗门曲》音调,谱就《霓裳羽衣曲》。刘禹锡据此作诗道:

“开元天子万事足,唯惜当时光景促;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

杨贵妃经常为玄宗跳霓裳羽衣舞,后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玄宗贵妃的爱情命运,大唐的兴衰荣辱,都与此曲此舞密切相关。李约《过华清宫》有言:“君王游乐万机轻,一曲霓裳四海兵。”

玄宗所有宠爱集于贵妃一身,后宫三千佳丽无缘承受雨露,从秀发宫娥变成白发宫人。元稹《行宫》有言:“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亦言“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杨国忠乱政,李白杜甫白居易都看到了盛世危局

杨贵妃独占宫闱,“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尤以杨国忠为甚。杨国忠本命杨钊,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外甥、杨贵妃从祖兄弟,同时是贵妃二姐虢国夫人的情人。天宝四载(745),杨国忠到长安,通过虢国夫人引线,搭上杨贵妃,被贵妃姐妹引荐给玄宗。

但杨国忠的快速升迁和杨贵妃并无太大关系,他主要因善于理财而被玄宗委以重任。杨国忠蹿升的那几年,正是玄宗在财政问题上思想压力最大的时期。杨国忠改革财税征收办法,改善漕运物流体系,国库收入增速空前。天宝八载(749)二月,玄宗在左藏库看到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堆积如山,彻底解除了开元以来不断承受的财政压力,更加信重杨国忠。天宝十一载(752),杨国忠诬陷李林甫谋反,李林甫一气之下于当年十一月病死。

玄宗对杨贵妃家族宠幸无比,每年十月赴华清宫时,“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着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旧唐书·杨贵妃传》)。天宝十二载(753)上巳节,杨国忠家族集体春游长安曲江,杜甫作《丽人行》嘲讽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天宝晚期,负责剑南军务的杨国忠为邀边功,与南诏失和,唐军屡屡败北,玄宗“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李白《古风(其三十四)》抨击道,“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

杨国忠抓人充军时,“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资治通鉴》卷216),杜甫《兵车行》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白居易《新丰折臂翁》亦言,“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

云南战争失败造成的动荡,只是天宝晚期唐朝总体危机的局部缩影。从武德元年(618)开国,到天宝晚期,唐朝已立国近140年,李白以诗人特有的政治敏感,在《古风(其四十六)》展现出盛世中充斥衰朽的残酷画卷。

开篇“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气魄宏大,囊括唐朝从贞观之治到开天盛世的赫然国势;“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则从昔日辉煌转向今日衰朽;“当涂何翕忽,失路长弃捐”,指出当朝权贵腐朽没落,将国运断送;诗人悲愤至极,徒羡“独有扬执戟,闭关草《太玄》”,效仿扬雄闭关写《太玄》,不问世事。

世事不论诗人问与不问,依然朝着走向深渊发展,而玄宗依然沉浸在开天盛世的余晖虚幻中。天宝十三载(754)六七月间,玄宗对高力士言道,“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洞晓实情的高力士毫不客气地反驳,“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资治通鉴》卷217)。

高力士之言,玄宗并非置若罔闻;高力士指出的危局,玄宗亦表示“朕徐思之”。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矛盾长期积累,天下已是危如累卵,尤以安禄山尾大不掉为甚。

玄宗一直谜之信任的安禄山,反了

开元时期,胡人安禄山驻防东北,防范奚、契丹,多有战功,受到玄宗青睐,先后被任命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军队达18.35万人,掌握东北、河北、山西的军事、财政和人事大权。在“中国(中原)无武备矣”的情况下,出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的太阿倒持局面。

其他边将的民族身份也在悄然改变,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史思明等人是高丽、突厥、突骑施、粟特、契丹等民族出身。后世诗人常据此批评天宝时期胡曲胡舞的流行,元稹《胡旋女》“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白居易《胡旋女》“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元、白认为,胡风、胡曲、胡舞侵入,导致胡人掌兵,引发安史胡乱。其实主因在于开元天宝长期和平,内地汉人士兵军事素质下降,汉族将领少了一茬将才,给了胡将从中低级军官到节度使大将的成长机会。东北地区胡族杂居,安禄山是杂种胡,其父粟特人,其母突厥人,能有效笼络各个民族的兵士。他利用玄宗赋予的大权,极力扩展势力,掌控军队。杜甫《后出塞五首》对此揭露,“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太子李亨和杨国忠屡屡声言安禄山必反,玄宗却对他一直谜之信任,担保其“必无异志”。

安禄山几次入朝,早已窥破朝廷腐朽无能的真面目。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中的“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即是安禄山探使到长安刺探情报的情景;“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是安禄山对玄宗的逢迎麻痹;而“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便是安禄山准备就绪后的铤而走险。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十,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市)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举兵造反。太原等地连发警报安禄山造反,玄宗全部不信,直到七天后才确认此贼已反。中原唐军防守不及,洛阳很快失陷。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李白《古风(其十九)》写道,“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洛阳陷落,玄宗派在京养病的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到长安门户潼关建立防线。此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退叛军对甘肃的进攻,解除长安北部威胁;河北颜真卿举兵讨贼,叛军后院着火。安禄山考虑放弃洛阳,回军范阳老巢。

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建议坚守潼关,拖住安禄山主力,然后由郭子仪李光弼从西北向东北直捣范阳,捉住叛军家属,再东西夹击叛军。可玄宗听信杨国忠关于叛军潼关部队只是老弱残兵的假情报,强令哥舒翰进攻,致使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初四,潼关失守,哥舒翰被俘。六月十三凌晨,玄宗在禁军大将陈玄礼护卫下,带杨贵妃和杨国忠等向四川逃亡。

安禄山占领长安后,“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杜甫《哀王孙》写道,“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百姓四处逃窜,杜甫《咏怀二首》写道,“胡雏逼神器,逆节同所归;河雒化为血,公侯草间啼;西京复陷没,翠盖蒙尘飞”。

马嵬兵变,此恨绵绵无绝期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四中午,玄宗终于走到让他终生难忘的马嵬驿。禁军将士连续赶路又累又饿,把怨恨集中到杨国忠身上。恰巧这时杨国忠被一同出逃的吐蕃使者围住,骑士张小敬等人大呼“杨国忠与吐蕃同反”,当场把杨国忠父子“枭首,屠割其尸”,接着将玄宗团团围在驿站中。陈玄礼提出必须诛杀贵妃才能平息事变,玄宗迟迟不做决断,在高力士的反复劝说下最终无奈同意。

杨贵妃在佛堂上完最后一炷香后,让高力士用三尺白绫勒死自己。刘禹锡《马嵬行》通过目击证人的口吻,描摹了当时的情景,“军家诛戚族,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

马嵬兵变,最冤莫过杨贵妃,她陪伴玄宗十七八个春秋,从来没有插手朝政,始终把陪伴玄宗作为唯一的乐趣,最终以38岁的无辜生命换取了玄宗的平安,用红颜祸国的骂名为玄宗承担了安史之乱的责任。

与贵妃以死报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朝臣叛降。玄宗逃跑前后,驸马、张说次子张垍,张说长子张均,宰相陈希烈,河南尹达奚珣等先后投降安禄山,接受伪职,徐夤《马嵬》诗言:“二百年来事远闻,从龙谁解尽如云。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

很多诗人对杨贵妃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李商隐《马嵬二首》言,“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讽刺玄宗贵为天子,却连贵妃性命都无法保护,还不如民间莫愁女可以夫妻白头偕老;于濆《马嵬驿》亦言,“当时嫁匹夫,不妨得头白”。

长安收复后,玄宗回京再赴华清宫,温泉依旧,贵妃不在。罗邺《驾蜀回》言:“上皇西幸却归秦,花木依然满禁春。唯有贵妃歌舞地,月明空殿锁香尘。”华清宫的半砖片瓦都会勾起玄宗内心无限伤痛,为排遣痛苦,他把贵妃闺蜜、舞女谢阿蛮请到华清宫。谢阿蛮为玄宗跳了一支《凌波曲》,然后拿出手环告诉玄宗,“此贵妃所赐”。玄宗睹物思人,老泪纵横,又让梨园子弟张野狐吹奏《雨霖铃》。这是玄宗当年在蜀道斜谷路上“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触景生情谱的曲子,寄托对贵妃的哀思,是为“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张野狐吹《雨霖铃》刚吹一半,玄宗“四顾凄凉,不觉流涕”,身边宫女宦官也跟着落泪。张祜有诗《雨霖铃》曰:“雨霖铃夜却归秦,犹见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

玄宗对贵妃的怀念,不仅是对爱情的留恋,更多是对一个时代的不舍。当年太平盛世,能够与他同欢同乐的,是贵妃的似水柔情。大乱来临,让他失去江山的马嵬兵变,也和贵妃的香消玉殒联系在一起。玄宗想起一去不返的盛世开天,自然会想起贵妃,把一腔哀怨都寄托在她的身上。

宝应元年(762)四月初五,玄宗去世,终年78岁,若贵妃还在,这年应是43岁。曾经许下“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誓言的玄宗贵妃,现在终于可以放下一切,去成就“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相守。

当年在马嵬驿,玄宗失去的不仅是贵妃,还有对太子的控制。马嵬兵变第二天,太子与玄宗分道扬镳,兵变最终演变成政变。这之后的局势,已非玄宗所能控制。而大唐也由此通过重建平叛指挥中心,开启艰难的平叛进程,最终实现中兴。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