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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華煙雲》作為林語堂的重要作品之一，是他旅居巴黎時于1938年8月至1939年9月用英文寫就的長篇小說，與《風聲鶴唳》（1941年）、《朱門》（1953年）並稱“林語堂三部曲”。這三部曲的特殊之處在於它面向了一個“他者”——為西方讀者而創作，以中國傳統的才子佳人的小說形式，推介中國傳統文化的要訣。
《京華煙雲》明顯借鑒了《紅樓夢》的敘述特點。因為作者設定的閱讀對像是“洋人”，所以在小說裏我們看到了許多對中國讀者而言不必要的解釋和說明。比如，姚木蘭的婚禮，寫出了木蘭豐富的陪嫁，各種珠寶玉器的名稱，數量均詳詳細細，正如《紅樓夢》中對秦可卿葬禮的鋪排，向中國讀者展示了王公貴族極為奢侈的排場從而滿足了中國讀者的期待一樣，木蘭的婚禮也讓西方讀者了解了中國富有家庭婚嫁的場面，從而滿足了他們的好奇心。
《紅樓夢》中有非常詳盡的關於“吃”的描寫，例如許多節日中的宴會。林語堂對此也深感興趣，因此在《京華煙雲》中，他所描寫的大家族的吃文化中食物已不僅提供給人熱量與體力，而且它也是藥品，可以用於健身治病，卻又不像西藥那樣有副作用。不僅如此，吃還反映出中國人的生活哲學和生活情趣。這與西方飲食習慣形成鮮明的對比。另外，居住、休憩等問題也是離人最近的切己之事。小說常常談到住宅庭院的結構，除了住所以外，有院，有園，有地，在這裡既可以種樹，種菜，也可以安置假山，還可以種草，養魚，這種複合式庭院結構適合人的心性自然發展，在與自然美景的融合中使心靈安寧。這對生活在“人為”環境中的西方讀者來說，無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西方讀者可以在此深深體會到中國文化藝術的魅力。
以上這些表述雖說跟《紅樓夢》類似，但從實質來說，這種文化的零碎表述僅僅滿足於介紹中國社會于西洋人的功利目的，與文學無關。而《紅樓夢》之所以具有極大的藝術魅力，不主要在於它的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展，而是它其中所體現出來的人生空幻感和感傷色。《京華煙雲》同樣自有其獨到之處。林語堂的女兒林如斯在評價《京華煙雲》時說：“此書最大的優點不在性格描寫得生動，不在風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繪的巧妙，而是在其哲學意義。”這裡所說的“哲學意義”，不應僅籠統地概述為“道家哲學”，而幾乎可以看做是人物心靈成長和完善的歷史。這也是《京華煙雲》的精妙所在：它所講的文化，是灌注著生命靈性的文化。
雖然有諸多評論家以為木蘭似湘雲，莫愁類寶釵——仍然有模倣《紅樓夢》的嫌疑，但由於面對“他者”，林語堂賦予了主人公“中西方合璧”的性格特徵。
 姚木蘭在故事開始的時候僅是個十歲的富家少女，為避義和團之亂，全家南逃，途中與家人走失，先是落入義和團之手，後被人販子控制，最後為曾家搭救。小說在失散、被賣、獲救的鋪展中，不僅寫出了木蘭的經歷，同時也注重描寫木蘭心靈所發生的變化。她與家人失散時的恐懼，隨後在各種變化中表現出的隨遇而安，獲救後對命運生出的神秘之感，使她的獨立的個性逐漸養成。其後，木蘭經歷了初戀，出嫁，失女，遷居，逃難，精神境界也一次次開闊，對生命意義的領悟也日漸深刻。她順從於命運的安排，嫁給了蓀亞，顯出她的理性及與世俗的融洽一面；而之後她與初戀情人孔立夫之間的真情，又流露了她的任性與坦蕩。小說將姚木蘭性情中的矛盾調和成統一體的基礎，不由讓我們想起基督教提倡的“服從”。木蘭在痛失愛女後對苦難的擔當，抗戰爆發後逃難途中的善行，則隱約可見基督的“忍”與“愛”。
最後在全民抗戰的洪流中，木蘭邁步加入了群眾，成為其中的“一分子”，並不是失卻自己的個性追求成為庸常之眾，而是在對人類命運的遙深關懷之中感受到了自我超越的實現。這是一個平常的個體，又是一個博大的個體，她的幸福與痛苦已不再局限于自身的遭遇，而關乎整個人類的福祉與災難。從開篇之初木蘭獨立個性的形成到終篇時木蘭的成為群眾的“一分子”，木蘭的精神完成了自新的歷程。而那樣一個有情有義，大勇大愛的木蘭，是林語堂理想的女子，所以他說：“若為女兒身，必做木蘭也！”雖然林語堂試圖以《京華煙雲》來詮釋中國道家文化之精髓，並將木蘭稱做“道家女兒”，但姚木蘭其實並不是出自純正的“中華血統”，而是基督教文化與中華文化的“混血兒”。林語堂在推介中國傳統文化時，不自覺地又迎合了西方讀者的需求。
林語堂在《著者序》中說：“本書是敘述當代中國男女如何成長，如何生活，……尤其是，在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塵世生活中，如何適應其生活環境。”而且，小說在塑造眾多具體生動的形象時，也體現了當時豐富而深厚的歷史生活，並沒有淪落為兜售中國傳統文化的傳聲筒。（張文哲） 星島環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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