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揭露、批判“大学的诡计”的布尔迪厄，和一个“精于大学的诡计”的布尔迪厄，两者也许本来就并不矛盾，这不过是思想和生活的辩证法而已。
 
    中国人译介法兰西典籍，由来有自。1906年商务出版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开风气之先，其后新作迭出，百年所译，蔚为大观。1996～2003年，三联推出“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计22种；1997－2006年，北大出版社推出“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计11种；2001～2005年，商务推出“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计16种——其译介规模之大、国别之明确，足见法兰西思想文化在西学东渐中之地位。甚而可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人之西学思想资源，概以法兰西为主。不论二战前后之萨特、加缪，六十年代前后闻名之福柯、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罗兰·巴特，以及晚近之德里达，无不对国人影响至深。皮埃尔·布尔迪厄，只不过是这份名单中新近一位。身为涂尔干、列维－斯特劳斯之后，法国（同时也是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布尔迪厄声誉日隆。
 
    藉“文化研究”之风，1997年，中国肇始译介布尔迪厄，目前已达13种之多。新近由陶东风先生移译，美国学者戴维·斯沃茨所著《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一书的付梓出版，只不过是此股方兴未艾的布尔迪厄热的一个面相。
 
    《文化与权力》系中国国引进的首部全面阐释布尔迪厄理论的专著。它对布尔迪厄“思想肖像”的描画，清晰，客观，适度。作者虽与生前的布尔迪厄过从甚密，但诚如作者言，他“努力成为他（布尔迪厄）的著作的一个有理解力的读者，而不是一个信徒”。在谈及布尔迪厄其人其思的个中矛盾时，作者并未“为尊者讳”，而是努力予以指明。而此种矛盾，显然并不能在一人一种知识体系内打转而予以透析，它旁涉思想和生活之关系这个文人的永恒主题。
 
    钱钟书小说《围城》中，对法国人曾有一番打趣：“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这自然不是国民性的定论，但是那位法国大哲卢梭，不也曾断言“为了着手研究一个人的心，我倒要看一看他个人生活”吗？故而，谈法兰西的思想，我们不妨也拿法兰西的生活、行事来对照一二。而生活与思想的两相对照，此正是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实际上是所有知识生产）的应有之义。正因于此，《文化与权力》独辟专章谈及布尔迪厄的“职业生涯与思想影响”。
 
    布尔迪厄一生传记甚少，他将公开的自我亮相斥为一种“缺少真正的社会学洞见的自恋形式”。但实则早年经验对他一生运思的影响，又是何其之深。布尔迪厄出身自法国偏远农村地区，与福柯、德里达一样，是地道的巴黎“外省人”。在一次访谈中，布尔迪厄曾谈到“在法国，如果你来自一个遥远的省份，如果出生在卢瓦尔省的南部，你就被赋予了某些与殖民地状况相似的特征，你就被授予了一种客观和主观的外在性，……这迫使你具有某种觉察力；而不断提醒你的他者的外在性，也刺激了一种永恒的社会学方面的警惕。”
 
    从一个巴黎外省的乡下孩子到巴黎高师精英，再到法兰西学院院士，这种艰苦的个人奋斗史，无疑使布尔迪厄对等级、圈子、权力等感受良深。
 
    像《红与黑》里的于连·索雷尔一样，布尔迪厄经历了所有那些向上爬的“平民英雄”所经历过的“耻辱”与“创伤”——“只有通过抛弃自己的许多原初的体验和已获得的东西（不仅仅是口音），才能满足接受教育的要求”，而这些，是那些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所无法体会的。
 
    这种“排轧”体验，极大影响了布尔迪厄对社会文化的基本判断。他认为一切知识活动、文化活动本质上都是逐利的，尽管它们具有符号的特征。最大的利益是权力，故而他的批判社会学的基本指向就是揭露通过文化资源、文化过程以及文化机构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权力关系。在这点上，布尔迪厄比韦伯走得更远，韦伯把经济行为限于存在手段－目的计算的领域，而布尔迪厄则推演到了所有的社会行为中。正是在这里，布尔迪厄显出其悖论。他的文化资本理论本是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货币资本理论的，但是反而更坐实了客观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正确；他的批判社会学在揭示一切文化和知识生产都是利益、权力关系的同时，也取消了自身的合法性。虽则最后，布尔迪厄提出了社会学的“反思性”要求，但其“秘方”仍不过是诉诸知识者、文化人的“道德责任”而已。
 
    思想和生活之间，总是存在距离。雷蒙·阿隆曾经是布尔迪厄学术生涯的领路人，对其提携有加，但最后俩人闹至决裂。阿隆斥责布尔迪厄为“一个学派的领袖、自以为是又盛气凌人、精于大学的诡计、对于任何可能引起他恼怒的人冷酷无情”。此种断语公正与否暂且不论，但据《文化与权力》一书披露，布尔迪厄早期对法国1968年“五月事件”保持了沉默，“只有在法兰西学院这个法国学术界最高位置得到保证以后，布尔迪厄才出版了他的《学术人》，发表了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
 
    一个揭露、批判“大学的诡计”的布尔迪厄，和一个“精于大学的诡计”的布尔迪厄，两者也许本来就并不矛盾，这不过是思想和生活的辩证法而已。勒维纳斯说过，“法兰西使人发现她是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可以凭藉精神与情感——犹如凭藉种族归属于她”。若精神对应于思想，情感对应于生活，那么切莫忘了，在高明的思想背后，还有生活并非永远高明的影子，这方是“社会学”的真谛。 （文/ 邓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