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去世。罗瑞卿逝世的原因有些蹊跷，本来他是去德国治腿的，但在手术成功之后，却被心肌梗塞夺去性命。
文革中错过治疗时机
早在1966年，罗瑞卿就丧失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文革中，罗瑞卿又错过了治腿的机会。据罗元生所著的《开国将帅的临终时刻》记载，在罗瑞卿被关押在囚室的日子里，他作了一些痛苦的叙述：
罗瑞卿
约在1967年4月底又通知我写政治自传。我写了。自传写好后，就不断将我从医院中拉出去斗，也不断有审讯。直到9月，将我从医院拉出去一连斗了几天。晚上住的地方蚊子奇多，又不给蚊帐挂，睡不了觉，实在是疲惫不堪。一天晚上通知我回医院，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去休息两天。谁知回到医院第二天就发高烧，重感冒。晚上起来小便时头晕脚软，重重地跌了一跤。看守人员将我拉起来，我觉得脚很痛。第二天医生来扳了两下腿，说没有关系。我说有些痛。医生说跌痛了热敷几天就会好，骨头没有坏。再一天，我的热退了。医生下午还来试了一次表，证明已经没有发烧，于是看守人员就来通知我出院。我原想把脚治好，现在我的脚并没有治好，而且重感冒，腿还在痛。我在医院名义上住了五个月，但有近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住在院外。有一次开刀后不到一个星期，线都未拆，就拉我出去斗。当时我要求至少要拆了线。看守高声说，医生讲可以，你说那些干啥？我又说，这太残酷。看守自然更不满意，又大声吼叫了一通。
出院后又审问，叫我交代历史问题，要我写书面材料。我写了，除了说明我的认识外，我申明我再没有什么问题可交代。出院后我的腿大痛起来，一动作特别是上下汽车时痛得忍不住，晚上痛得睡不着觉。不仅不能向左侧卧，也不能仰卧，只能勉强向右躺，整个晚上连翻身也不行。去厕所也成了问题。我自己买了一个热水袋，每天热敷几次，皮肤都烫黑了，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以后队上的医生要我自买了一些四环素吃，说吃了就好了。我买了六十粒，吃了十天，仍然无效。不久发现腿肿了，送我到附近一个部队的医院去拍了几张X光片子，大概就发现了是骨折。
11月中旬或下旬，又送我上医院，一检查是严重的骨折。医生告诉我，先要减少疼痛，而且避免接骨开刀采取牵引治疗。他们把我放在一个特制的床上，把腿牵了起来，脚上吊着一块几公斤的铁砣，而且要逐渐加重。因此左腿上的伤口又肿又痛。有时忍不住打一针止痛针。腿牵引起来后，实际上已将人固定在床上，除睡觉外只能用两床被子垫着背坐着。说是要牵引十来个星期再看要不要开刀接骨。可是只牵引了一个星期又把我解下来出去开斗争会。当天晚上送我回医院，可医生几天不来，后来来了，也不讲任何话，不检查，又把腿吊起来了事。就在这个时候，又要我交代问题，写检查。有时要我写材料，早上要，晚上就得写好。一直继续到1968年2月，中间除过新年、过春节外很少停过。1968年2月上旬，医生来将我的牵引架子拆了，对骨折的左腿未再做任何处理。第四天看守又来通知我出院。医生则拿来了几包灰锰氧要我自己洗伤口。我说骨折你们还未治疗，至少应该再检查一下，回答却是以后再说。
原来让我出院还是因为要审讯，要交代‘重大历史问题’，并说有人已经检举你了，逃不掉了，并说我在铁的证据面前仍然顽抗到底。我当时表示，我的腿并没有好就把我从医院里赶出来，我没有的我绝不承认，绝不乱说。这个审问有个把月，也是整天干，有时夜晚还干，并几次对我说，你逃得了上午，逃不了下午，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白天时间不够，我们可以夜战。这个场面你觉得不过瘾，我们还可以加大场面……就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腿仍然痛得不行，脚的伤口也经常流脓、流水。因此我写了一个报告请示再给我治治脚上的伤口和大腿的骨折，我还请示伤口如果治不好，就把腿锯掉。但我想，如果要治是不会治不好的。1968年7月的一个下午，审问完以后通知我说：“毛主席亲自批准你再去住医院。”第三次住院后又在那里接着审问，情况相当紧张，审问的人很多，有时多达十几人。”
7月25日，医院的有关人员做出了手术方案并写了报告。专案组将报告在8月初呈递给林彪、江青、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林彪说：“罗瑞卿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搞到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你立即转告专案组，动手术的问题推迟到秋凉以后。”
8月7日，专案组重写的报告上说：“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手术在秋凉以后并没有进行，而是拖到了1969年初。
1月 25日深夜，在没有进行术前讨论的情况下，参加手术的医生和护士又临时换人。这次手术截去了罗瑞卿左腿小腿的下三分之一部分。五周以后又将在医院里跌断的股骨头摘除，使得剩下的残肢失去了和身体的骨性连接，在以后的日子里，连安装假肢都十分困难。
1973年 11月，罗瑞卿终于被解除了监禁。从囚室里刚刚出来的罗瑞卿，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1974年年初，罗瑞卿出院了，一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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