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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是不是比樱花更能代表日本文化?

“菊”、“刀”意象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在二战期间,受军方委托,研究日本的国情和文化性格,以供美军战后处理日本事务参考,写出迄今仍为畅销经典的《菊与刀》。她在书中提出“耻感文化”,作为日本文化性格的特征,以和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应。六十多年过去了,其论断始终未被颠覆,依然受到研究界和读书界的高度认同。

本氏拈出“菊”与“刀”(剑),原意在突显日本民族和文化的矛盾性格。根据商务印书馆的中文版,她在全书中八次提到“菊”,分别为“菊花栽培”、“刀与菊”、“赏菊”、“菊花盆栽”、“菊展”(金属线圈衬托)、“菊花上的细线圈”、“盆栽的菊花”以及“菊花可以摘除线圈”等。本氏未有一言提及许多书评作者所津津乐道之事:菊为日本皇族家纹,而主要着眼于日本人精心栽培“盆菊”,于此体现出日本民族纤细的“美意识”。“刀”则在全书中至少出现过四十七次,似乎和“菊”不成比例。本氏把“刀和菊”并列,作为书的主题意象,得出如下结论:

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商务版译文)

一个从未涉足日本的异邦人类学者,能对日本民族悖论式的(paradoxical)矛盾文化性格,做出如此淋漓尽致、甚至入木三分的刻绘,其眼光之敏锐透彻,让人叹服。本来樱花更能代表日本民族的“美意识”和集团“文化性格”,本氏当然不会不知道,她略过樱花而径取菊花,大概是想强调日本民族“美意识”的“文化”(人为)倾向,即非自然的“盆栽”性质。“倏忽陨落”的樱花,几乎不能“盆栽”,似乎也只能在野外“成林”时,才能被人欣赏,而不像菊花可以栽培出成百上千的各类品种,既可以成片远观,也可以单株近翫。

菊之“前生今世”

不像土生的樱花,菊的原产地在吾中土,《礼记·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鞠(菊)有黄华”,最晚周时就有了菊花的栽培,而且周人似乎对金色的菊花情有独钟。屈原在《离骚》中吟咏“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将菊和他最为心仪的兰花并提,而且提及上古食用菊英的习俗。《本草》介绍“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的神奇功能,反映出古人对菊花具有“延年益寿”药性的认识。到了魏晋时代,文人为了躲避险恶血腥的政治生死场,洁身独善,纷纷遁入自然,把“雄心”消耗在阡陌林野之间。寒风料峭中“一花独放”的秋菊,于是有了“隐逸”的新形象,最为脍炙人口的便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采下的菊花是用来“服食”的,而其期待便是“南山之寿,不骞不崩”(《诗经•天保》)了。

菊花是什么时候传入日本的呢?成书于八世纪中叶的《万叶集》收录四千五百十六首和歌,其所歌咏的植物多达一百五十七种,就是不及菊花,也许可以说明此前菊花尚未传入日本,或者传入而并未受到注意。成书稍前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却收录六首咏及菊花的汉诗,天武天皇的皇孙长屋王(684-729),神龟三年(726)在送别新罗国使的宴席上赋诗:“桂山下余景,菊浦鲜落霞。”同席的公卿安倍广庭和以“斯倾浮菊酒,愿慰转蓬忧”,其时似乎已传菊花。但汉诗在当时是贵族修养的标志,吟咏典故,未必是眼前实有之景物。估计是在八世纪末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之后,菊花作为药草和观赏植物,被人携来日本,开始在华族圈内栽培。《类聚国史》卷75“岁时部”记载延历十六年(797)十月,朝廷仿效大唐风习,在宫中举行“曲水宴”,桓武天皇曾经赋诗咏菊。“岁时部”还记载从大同二年(807)开始,每年重阳日宫中都举行“菊花宴”。其后嵯峨天皇(809-823在位)更对“唐风”亦步亦趋,在宫中大量栽培菊花,还仿效钟会,专门写过一篇《菊花赋》。其栽培之菊被称为“嵯峨菊”,是日本“古典菊”的代表品种,其茎高挺,花蕊细长,几十花瓣拥成一簇,上耸不下垂,白色为上品。

大唐菊花平安绽

日本的古典“菊文化”,发轫时是大唐“菊文化”的延伸。当时遣唐使携带回国的大唐类书《艺文类聚》,被奉为百科全书,成为引据的宝典。其八十一卷“菊”条引述《风俗通》:“南阳郦县,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大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馀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中百馀,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夭,菊华轻身益气故也。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尉袁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郦县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饮食,诸公多患风眩,皆得瘳。”这一则故事被日人称为“菊水传说”,据说最让平安以来的贵族和文士憧憬,成为诗歌和绘画的重要主题,有日版“桃花源”之称,今天还有成百上千的商品、商店和地方以“菊水”命名,可以窥见日本古典“菊文化”的核心内容。

平安时代流行“菊着绵”的风习,即在重阳节前夜,将棉布覆盖于菊花之上,翌日以浸透菊露的棉布拭身,据信有长寿之效,这是日本人的发明。生活于平安中期的贵族女流作家紫式部(约973-1014),曾经受到一位贵族友人馈赠“菊着绵”,她写了一首和歌答谢,“长袖浸淫菊朝露,永寿献赠花主人”(菊のつゆわかゆばかりに袖ぬれて花のあるじに千代はゆづらむ),相当有名。她在《源氏物语》“乙女”卷中,提出所谓“大和魂”,大概就是指这一类赋予外来文化以本地内容的创新吧。

平安末期的后鸟羽天皇(1180-1239),特别钟爱刀和菊,据说曾经亲自锻打刀剑,把十六花瓣的菊花镌刻为剑身铭纹,亲自烧冶,后世称其为“菊一文字”,其作品被尊为“御所烧”和“菊御作”。他还将菊花图案制成皇家服饰和车舆的纹样,穿着行旅,不离须臾,以呈吉祥。以后这一传统在皇室和贵族间流传,菊花纹饰为天皇家历代所爱用。笔者原先以为,本氏的《菊与刀》中,既然刀菊并列,一定会把后鸟羽天皇将刀菊“融会一体”的轶事写入,作为题解,可有“点睛”之效,结果查遍中日英各文本,惜乎皆所未及,是本氏未知其事?抑或知其事而未予采录?不得知之。

东瀛菊文化

日本古时流传一句成语叫“借厢取屋”,意思是借用一侧“厢房”后,发现“全屋”更好,爽性一并取来,发展为自己的东西。“菊文化”传入日本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本地化”。菊花纹章是一例,日本中世以后逐渐发展、并成为和式园艺核心的菊花盆栽便是另一例。江户时代兴起“菊人形”,即以竹篾等编成人形框架,插上菊花,扎成各类历史人物和故事场景,争奇斗艳,成为江户园艺文化的“亮点”。至今每年金秋季节,武生、二本松和南阳三地的“菊人形”展祭活动,吸引成千上万人前去观览。江户时代还盛行“竞菊”,即由两队人马持盆菊亮相,逐一配上应题和歌,最后竞出优劣胜负,是当今每年除夕夜“红白对歌”的先河。菊文化在江户的“市井化”,产生了一大批所谓的“菊细工”,即菊花园艺“职人”,他们世代相传,形成各自的“菊艺”绝活。

江户人留下了多种菊花园艺书,如《菊谱》(1691)、《当世后之花》(1713)、《花坛养菊集》(1715)、《扶桑百菊谱》(1736)、《菊经》(1755)、《菊花坛养种》(1846)等,其中肥后武士秀岛七右卫门的《养菊指南车》(1819),被称为“秀岛流”的“手本”,成为古典菊谱的最高经典。江户武士因为无仗可打,便寄情于养花弄草,磨练武士精神,其中最出名的便是“肥后菊”。肥后藩主细川重贤(1721-1785)借“园艺”推行其修养文化政策,他在藩府制作菊花坛,指挥手下武士一年四季栽培菊花,一直维持了两百四十余年,使“肥后菊”成为日本古典菊文化的最高典范,堪称“菊道”。肥后菊坛列菊为后、中、前三排,花朵分大、中、小三轮,三位一体,体现“藩主”、“武士”和“庶民”三等系列,井然有序。花色分红、白、黄三彩,象征天、地、人的宇宙秩序。花蕊分平瓣、管瓣,一阴一阳,再配以左右高低,显示儒学“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精神。

“人力”、“天工”臻于菊

李渔(1611-1680)在《闲情偶寄》卷七里提到“艺菊”:“菊花之美全仗人力,微假天工。艺菊之家,当其未入土也,则有治种碎土之劳;既入土也,则有插标记种之事;是萌芽未发之先,已费人力几许矣。迨分秧植定之后,劳瘁万端,复从此始矣。防燥也,虑腐也,摘头也,芟蕊也,接枝也,捕虫掘蚓,以防害也。此皆花事未成之日,竭尽人力以俟天工者也。花之既开,亦有防雨避霜之患,缚枝系蕊之勤,置盏引水之烦,染色变容之苦,又皆以人力之有余补天工之不足者也。为此一花,自春徂秋,自朝迄暮,总无一刻之暇。必如是,其为花也,始能丰丽而美观。”可据以窥见从事其事之辛劳,不过肥后武士以“艺菊”为修心养性之道,就不能辞其劳了。此外,菊花之美是“人力”和“天工”的融汇,这是中日菊文化的共通点。

在江户时代,菊纹成为时髦饰物,开始流传民间,广为商家使用。到了明治初年,“十六花瓣八重表菊”(正面)和“十四花瓣一重里菊”(反面)被正式定为皇家御用纹章,作为“权威”和“高贵”的象征,禁止民间僭用。明治天皇的生辰是当今的“文化日”(十一月三日),正是菊花盛开时节,当时民众祝寿歌咏有“秋空清澄菊高香,佳日众祝寿无疆”(秋の空澄み菊の香高き、今日の佳き日をみな寿ぎて)之句,见证菊花与皇族的因缘。

明治政府将“十六花瓣表菊”纹样规定为皇家专用,作为“天皇”的政府,国家的徽章和印章也是菊纹,一直沿用到二战结束。盟军占领日本后,菊花纹章作为旧“军国”的象征,一度从官方的饰物中消形匿迹,直到1951年占领结束后,菊花纹章才恢复成为官方和民间的“显眼”饰物。日本在明治时代开始发行护照,其封面居中的图案既不是国旗的“日之丸”,也不是国花的樱花,而是十六花瓣的菊花。今天日本人海外旅行时所持的护照上,依然印着菊花纹章。因此,可以说菊花是日本的国花,本尼迪克特用“菊”来表征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是再合适也不过的事了。

彼岸菊和现世菊

菊文化在日本,不仅有“世俗性”辉煌的一面,还有“宗教性”肃穆的另一面。自佛教传来日本之后,其象征花卉莲花逐渐被菊花代替,除了密教秉承《妙法莲华经》、继续以八瓣莲花作为“寺纹”之外,以延历寺为总本山的天台宗系统,和以大觉寺为总本山的真言宗系统,均以十六花瓣菊花为“寺纹”。本土的神道教管生,也管死后魂灵的祭祀,就是不管“超度”死者的葬礼,于是葬仪由佛门专管,而作为佛花的菊花,逐渐成了葬礼法事的首要供花,佛坛、祭坛和坟前献花来源,主要也是菊花。日本的丧事,有亲友以花纳棺的习俗,将花置于枕边,因此叫做“枕花”,而枕花只能是一支,因此也叫“一本花”,绝大多数为白色菊花。菊花因此蒙上了阴暗的色彩,这是中日菊文化的又一共通点。

菊花从中国传入日本,其栽培成了日本文化性格的一个写照,菊文化体现出日本民族纤细的审美意识。战后七十年以来的日本,“刀”被锁入库中,“菊”则依然年年璀璨。无“刀”可使的日本人,战后发扬光大其“细菊工”的“职人”精神,就像肥后武士一般,把满腔热情投入“日本制造”之中,将国家建成巨大的经济实体。不过总是还有不少“武士”的后裔,缅怀旧日的刀光剑影,试图开“锁”取“刀”,重新武装。笔者呼唤日本的有识之士,继踵鲁思•本尼迪克特氏,多写出一些如何抑“刀”扬“菊”之作,将民族文化中的“刀”基因永锁库中,而让“菊水”长流,把日本建成真正的现代“桃花源”。

(来源:上海书评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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