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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 | 周绚隆: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

编者按

明清易代,知识分子遭遇家国巨变,社稷倾覆,继而剃发异服,如此双重创痛,生死两途如何抉择?周绚隆爬梳史料,通过细细翻拣、勾连士人们的日记、诗文、书信,将其中的复杂幽微,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呈现出来。舍生取义,岂是三言两语道得尽的? 

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

文 | 周绚隆

(《读书》2017年2期新刊)

标题中的两句诗,出自十六岁少年夏完淳的《自叹》,颇道出了他内心的彷徨。该诗作于顺治三年,其时夏完淳的父亲允彝已于上年八月投水自尽,他的嫡母盛氏也出家为尼,剩下他和生母陆氏相依为命,四处漂泊。他曾有诗赠同样居丧守孝的侯玄瀞说:“我已无家随汗漫,知君愁坐独俜伶。”(《秋日避难疁东柬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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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氏父子像(《邦彦画像》,上海松江醉白池公园的南廊壁,刻于清光绪十六年)

侯玄瀞为嘉定抗清领袖侯峒曾之子,城破以后,侯峒曾与二子玄演、玄洁及进士黄淳耀等以身殉。

从关内汉人的角度看,明清易代,乃家国奇变。对深受儒学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要承受社稷倾覆、制度崩坏所造成的流离之苦和心理恐惧,又要忍受蛮族武力镇压下,不得不变发易服、投诚效顺的精神屈辱。这让很多人陷入了不知所从的精神困境。

在经历了北都覆亡的最初紧张后,弘光政府的建立,让江南士人对长期偏安之局的出现产生了幻想。他们乐观地以为,宋金划江而治的历史将会重现。不过这次局势的变化之快,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江南士人们很快发现,可供自己考虑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许多选择都是仓促之间做出的。虽然结果不外乎生死两途,而过程却极为复杂。

对许多人来说,当国家覆亡的消息传来时,最初的冲动可能都是赴死,地位越高的人心理上的压力应该越大。有诗坛“江左三大家”之称的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即为明证。三人中钱谦益文名最高,他因畏死而为后世所轻。吴伟业也想到了死,他曾“号恸欲自缢”,后在老母的哭劝下放弃了(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龚鼎孳的经历最曲折,李自成入京时,他“阖门投井,为居民救甦”,结果既降了大顺,又降了清(严正矩:《大宗伯龚端毅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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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

想过死的最后未必能真死,而死了的,开始时却可能并没打算要死。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嘉定一隅时,就可切实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吊诡和命运的不可捉摸。

侯峒曾最初的计划是:“若乾坤遂尔长夜,终身无复入城市之理。买山偕隐,此志益决。”这是他在顺治二年五月写给亲家姚宗典信中的话。同时,他又给嫁在昆山的长女怀贞写信说:“若我虽无民社之责,尝从士大夫之后,万一北官入境,士民迎降,必无靦颜安坐、瞠目直视之理。……若事势孔迫,不得不亟自为计,人行我止,人止我行,期不失圣贤家法而已。”“民社”指地方长官,侯峒曾此时赋闲在家,非在任官员,故自云无管理地方之责。侯玄瀞《侯忠节公年谱》亦记载,该年六月二十四日,听说清朝委任的县令将至嘉定,侯峒曾即避入乡间,卧疾丙舍。死并不是侯峒曾最初的选择。黄淳耀同样没想过要死,他给同榜进士王泰际写信时就说:“吾辈埋名不能而潜身必可得。”(张云章:《贞宪先生传》,《朴村文集》卷十三)侯、黄之所以走上抵抗道路,乃因剃发令的颁布,触动了其最后的尊严,才不得不奋起一搏。

夏允彝起初也没有打算死,更没有像侯、黄那样奋起抵抗。他是因顺治二年八月,李成栋迫其相见,深感对方的逼迫“一步紧似一步”,于极度绝望中投水的(侯玄涵:《吏部夏瑗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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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松江区小昆山的夏氏父子墓

最不想死的可能是陈子龙。据宋徵舆《於陵孟公传》(“於陵孟公”是陈子龙逃难时最后使用的名字)说,夏允彝自尽前曾“遗书孟公,令无死。而孟公有大母,年八十余,日夜泣,遂缁其衣,托迹方外,往来三吴”。这和李雯回乡后见到的“相逢半缁素,相见必禅林”(《初春四日与张郡伯冷石陈黄门大樽小饮柯上人息庵时两君已受僧具矣》其一,《蓼斋后集》卷二)的情形是相符的。清兵南下后,陈子龙曾与徐孚远联合黄蜚、吴志葵在泖湖举兵,败后即以僧服隐迹乡间。吴胜兆起事前,曾遣戴之俊求其通书受唐王节制的威虏伯黄斌卿,欲邀为外援。对此,陈子龙一开始很犹豫,但又觉得于义难辞,遂未拒绝。

陈子龙最后选择的逃亡路线,是由昆山、常熟往西,设法进浙江,但清兵封锁了道路,转移非常困难。危难时刻,昔日的老友杨彝未敢接纳,使这一计划没能实现。据说陈子龙在危急时曾对人说:“生我名者杀我身,余终以名死乎?使余早从先大夫及陈征君之言,不及此。”这话是针对其父早年规劝他 “交道古难言之,而名者难副之物也,奈何驰骛以为亲忧乎”和陈继儒对他“多言兵”而“好谋”的批评而发的(《於陵孟公传》),其中多少带点儿悔意。无名氏的笔记《云间兵事》还说,吴胜兆出事后,陈子龙即准备逃亡,夏之旭劝他说:“公有重名,人来迹公易耳,死义可也,逃将安至?”他回答道:“我非脱死也,若不我索,大幸。即索我,从他所闻之,先赴水矣,可以免辱。”似乎也不是凭空捏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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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龙像(《邦彦画像》)

不想死的当然还有侯峒曾的胞弟侯岐曾,他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一直忍辱负重,为家族苦苦支撑。从其日记中可以看出,为了安全考虑,他行事一直谨慎。吴胜兆谋反及名士通海案审结后,洪承畴给朝廷的奏报中,详细列举了所有案犯的姓名和犯罪经过,顾咸正、顾天逵、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侯玄瀞等都名列其中,唯独没有提到侯岐曾。从清政府的角度看,如果说顾咸正等被杀乃罪有应得的话,侯岐曾在这个案子中多少有点显得无足轻重,他等于是顺带被杀掉的。

不想死的人不幸都死了。虽然死法各有不同,对生命的留恋程度也互异,但在势穷力竭、屠刃加颈之时,他们均能慷慨面对,无一屈服,都不愧为英雄。这让我想起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那句话:“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诚哉斯言!

英雄并不是天生的,但侯氏亲族姻戚多忠烈(如杨廷枢、顾咸正几乎都满门尽节),死难之惨,世所罕见,细究起来也不是没有原因。它与儒学在嘉定的独特发展和侯氏家族的忠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侯氏自曾祖尧封始,“便以虚公正直四字为立身大纲。……最耻是舍己操持,而傍人悲笑,置人职业,而苛及知交”(《月蝉笔露》卷下)。到侯峒曾、岐曾兄弟,更是不忘祖训,追求以清介自持,忠义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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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峒曾像(明画家曾黥、张翀合绘,上海博物馆藏)

世运变迁,灾难临近,人是会有预感的。明末的社会动荡,让注重文行出处、负有济世之志的有识之士,在危险还未出现之际,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死。《月蝉笔露》卷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崇祯十六年春天,侯峒曾携母赴任嘉湖分巡道,杨廷枢、侯岐曾及诸子一路陪送至吴江八斥镇,夜间,大家谈到什么样的死法比较理想的问题。侯峒曾说:“吾闻死水为良。”侯岐曾说:“吾不知热油灌顶滋味如何?”然后轮到杨廷枢,他看着侯玄汸说:“侄意云何?”侯玄汸回答说:“但要看清死的题目,勿错过死的机缘,水火刀锯,都打算得明明白白,那时该激烈便与激烈,该潇洒便与潇洒,已是完吾生平,留人榜样,纵然亏体,不为辱亲。有信勿疑,有进勿退可矣。”杨廷枢听了遍问侯氏诸子:“汝兄言是乎?”大家都表示认可。又问:“汝曹能乎?”大家都表示能做到。杨廷枢听罢便拍案大呼:“快哉!吾道不孤矣乎。”并再次提醒大家“勿忘八斥舟中一夕话也”。第二天,侯峒曾把昨夜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母亲,她除了表示赞赏,还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死水较洁净也”。结果这场谈话几乎句句成谶,预定了每个人的结局。侯玄汸后来感叹说:“其后银台果以水死,文节(按,侯岐曾谥号)、维斗、几道、云俱先后各以兵死,太恭人亦卒以水死,予水死再而复生,智含客死,研德病死,皆可谓不忘此一夕话者。不知者以为悬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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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岐曾

《侯岐曾日记》无法记录后来的事情。陈子龙在唐市遭拒后,顾天逵把他藏在吴县潭山祖墓旁一间小屋中。追捕的兵丁先是抓住了他的随行童子,审得其藏身所在及逃亡经过,因此连带出了所有帮助过他的人。五月十一日,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兵丁押着被获童子来到诸翟,逮捕了侯驯,并逼令他带路寻找家主。侯驯为给侯岐曾争取逃脱的时间,故意将兵丁引往别处,且坚称此事与家主无关,为此受尽了拷掠。侯岐曾知大限已至,并未逃跑,而是端坐以待,等到老母从旁屋避出,即就缚。侯母出门后,立即投水自尽(陆时隆:《侯文节传》、康熙《紫堤村志》)。母子二人,谁也不忍心再看到对方绝望的眼神。

侯玄汸《月蝉笔露》还详细记录了事发之后他和玄瀞逃亡的经历:“丁亥五月十日,偕智含至西郊……闻追陈黄门兵至厂头,先君被执,仓皇出城,与智含潜渡东郊,匿一民家。明日追智含兵至邑,即与俱遁。”他们一路提心吊胆,趁夜离开嘉定,辗转逃到苏州小华山中峰禅院苍雪法师处。两天后,家中人送来消息,知祖母、父亲俱遭不幸,且当局搜捕玄瀞甚急。玄瀞感到生路已绝,想回去就死,玄汸力劝不可。他的理由是:“汝于大宗所谓九鼎一丝者也。吾父三子,各有一孙矣。吾子生虽旬日,此际存亡未可知,然王母及吾父既见之矣。吾可以死,汝速行,且观变矣。吾死于郡境,展转报闻,往来推验,必逾旬日。及知非汝,汝徒行日可三五十里,此时定在五百里外矣。且研德或未出境,彼缓急必能捍御。吾三人平昔讲究审矣,今日易地皆然,汝勿疑矣。”两人即于佛前焚香行礼作别。苍雪亦劝玄瀞赶快离开,嘱其出门“切莫向熟处走”。

与玄瀞分手后,玄汸乘故舟沿原路往回返,途中尽解腰间金赠船家,然后投水,良久被人救起。大家劝他说:“吾侪小人,知公忠义家,盍亟去,留衣在此,若追者果至,但云水次得衣,行求尸耳。”并建议他“且入吴山,徐计之”。玄汸此时抱着必死的决心,骗开众人,驾船行至河中央,又跳入水中,结果再被救起。两次投水获救后,他放弃了死的念头,在大家的安排下上了吴山。有老僧连夜为其剃发,取名正一,并教授了佛门基本礼仪,然后授钵送出。他重新回到中峰寺,被苍雪挽留,在此躲过了危难。而其时玄瀞已逃到了五百里外的灵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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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家中的事一直都靠玄泓承受压力,独立支撑。追捕的人逼他说:“尔欲自脱者,请从山中求令兄亡人斯得矣。”玄泓既“以诚心格之,且重赂之”,所以追兵一直迟迟未发,直到事态完全平息(《月蝉笔露》卷下)。

侯氏孙辈中年龄最大的是玄洵遗腹所生的侯檠,时已七岁。危难来临时,其塾师陆玄辅不顾安危,携之而逃。张云章在《菊隐陆先生墓志铭》(陆玄辅字翼王,号菊隐)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先生少时亦师雍瞻……雍瞻以其孙檠及开国受业于先生。居无何,雍瞻亦被逮。逮急时,先生念巢倾卵覆,师友之谊,当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急排其闼,挟檠与俱,且视所藏书有侯氏先世及广成父子之遗文,与夫雍瞻所作,搜取凡数十束,载小舟潜去,间道入越中,旋闻雍瞻亦以死殉,位而哭。事平乃与檠俱返,而侯氏家集亦藉先生得完。”(《朴村文集》卷十四)这场救孤的义举,感动了不少人。陈维崧在《赠陆翼王序》中说,明亡后,侯氏“一门争死,七尺无归。藐尔诸孤,行焉将及。时翼王陆氏自称击筑之佣,谬作卖珠之客,重关半夜,私出田文,复壁三年,深藏张俭。间关亡命,犹授《孝经》,涕泣避仇,每传《论语》”(《陈迦陵俪体文集》卷八)。可见当年在紧张的逃亡过程中,陆玄辅仍能不失师职,坚持授经。

侯檠最后逃到了太仓,他和张采的女儿早有婚约,所以在此躲过了一劫。这有陆玄辅替他写给张采的陈情书可以做证。信中说:“不意中夏初旬再罹奇变,阖门老幼,死别生离,惨酷之状,不忍形之笔墨。檠于此时,仓皇逃遁,几陷虎口,赖陆师拯之于惊风黑浪之中,昼伏宵行,仅至贵邑。又赖岳母暨诸亲长,全之于覆巢破卵之后。”(《代侯生上张仪部书丁亥》,《陆菊隐先生文集》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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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峒曾书法

侯家多名仆人受到牵连,一起被杀的除了侯驯外,还有俞儿、朱山、鲍超、陆二、李爱五人(《紫堤村志》卷五)。在《侯岐曾日记》中多次出现的两位叔父侯鼎旸(字文侯)、侯艮旸(兼山)也受到了牵连。他们被抓至松江,械系普照寺中三日夜,经表亲杨文竭赀营救,始得释归。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下的清军很快就稳住了局面,江南的抵抗也渐次消歇。“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也进入了常态。生死的选择此时已成为过去,曾经的精神困境也不复存在。但对有些人来说,另一个问题却开始浮现出来,那就是在新政权统治下,出仕者面对隐居者,偷生者面对尽节者时,内心挥之不去的尴尬和愧疚。这让他们不自觉地又跌入了一种道德的困境中。

因出仕清朝而深感愧疚的首推李雯(字舒章)。李雯的父亲李逢甲原为明工部虞衡郎,曾被诬罢归。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李逢甲官复原职,李雯随侍至京。不久李自成破京师,李逢甲受尽拷掠后自缢。李雯为守丧滞留京师,生计无着,清兵入京后被荐授弘文院中书舍人,此后清朝的许多诏告据传皆出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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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雯之父李逢甲(《邦彦画像》)

李雯为松江府青浦县人,乃贵公子出身,早年与陈子龙、宋徵舆等为几社成员,好以古学相砥砺,重经世之学,且工诗赋,世有“云间三子”之目。仕清以后,曾经被他和朋辈视为立身根本的道德节义,成为沉重的负担,压在他的心头。但他委身异族,则实有其不得已处。从客观方面说,清兵入京时,他亲丧在堂,自不能弃之而去;欲扶榇南还,其时南北交通阻断,又资斧不继。从主观方面说,其父死于李自成之手,故他恨清人也远不及恨大顺。

然而随着南方局势的变化,清兵对无辜的民众大肆屠杀,昔日的社友和知交纷起反抗,或死或隐,又使他不能不对自己的选择表示怀疑。崇祯十六年冬,在随父北上的时候,他曾有诗赠别陈子龙,以明其志。第一首末云:“鹰隼谅不避,奇节安可望。”不避鹰隼,言其将不会畏惧恶人。而谓高节不及陈子龙,则有自谦之意。从中可以看出,他自许是颇高的。第二首诗则表达了对分手的不舍:“群乌思反哺,鹿鸣亦念饥。两义苟不兼,暂复从此辞。”(《北上酬别卧子三首》,《蓼斋集》卷十三)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分手几乎成了永诀。等到再次相见时,不但他们在身份上已各非其类,甚至还互处在敌对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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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雯《蓼斋集》

李雯的心里是有委屈的,他曾经作诗自解:“君子有明训,忠孝义所敦。岂曰无君父,背之苟自存。念我亲遗骸,不能返丘园。偷食在人世,庶以奉归魂。彼轩非我荣,狐白非我温。太息俦侣间,密念谁见伸。落日怅悠悠,策马望中原。枯殣飞为尘,猯狢居人垣。造物岂我私,气结不能言。”(《李子自丧乱以来追往事诉今情道其悲苦之作得十章》其七,《蓼斋后集》卷一)又说:“风尘何冉冉,岁月忽已晚。惊魄悼前危,羁情迷后苑。雀蜃移海波,橘枳变淮畎。我生亦已微,倏随时化转。哀此形累牵,致我令名短。父兮父不闻,天乎天盖远。南土旷茫茫,北风吹不断。离居发苦吟,怅然神独惋。”(同上其十)对他来说,虽曾在崇祯十五年中过举人,但终明之世并未出仕,故其出仕清朝不应算严重的变节。只不过在清兵下江南的时候,许多诏令檄书皆由其起草,针对的又是故国百姓和前朝旧雨,这不免给人以鹰犬爪牙的印象,不能为后世所原谅。

李雯的愧疚也是深沉的。顺治三年他回乡葬父,出京前先给陈子龙去信,表达了自己对旧友的思念和心中的不安:“三年契阔,千秋变常。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之已绝于君子也。然而侧身思念,心绪百端,语及良朋,泪如波涌。侧闻故人颇多眷旧之言,欲诉鄙怀,难于尺幅,遂伸意斯篇,用代自序。三春心泪,亦尽于斯。风雨读之,或兴哀恻。时弟已决奉柩之计,买舟将南,执手不远,先此驰慰。”(《东门行寄陈氏附书》,《蓼斋后集》卷一)这种愧疚感在他接到夏完淳的《与李舒章求宽侯氏书》后,再次涌上心头,忍不住发书流涕。从《蓼斋集》中《春日散愁兼答侯雍瞻出处之问》《赠侯文中新婚诗》《侯生哀辞并序》诸诗,可见他与侯氏曾经的交情。如今昔日的老友被人鱼肉,自己无力援救不说,却还成了施害者的同类。他的眼泪中,应该包含着复杂的感情。

第二年,李雯北上,因病卒于途中。

顺治四年(一六四七)中进士的另一位几社成员宋徵舆(字辕文),心态也是复杂的。宋徵舆为松江府华亭县人,早年与陈子龙、李雯一起选定《皇明诗选》,交往密切。顺治四年秋,夏完淳通海遭捕后,被解往南京会审,路过常州遇到了宋徵舆,有诗说:“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毗陵遇辕文》)“非昔友”是指两人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变知音”则说彼此已有了隔阂。结合这两句看开首的“裘马客”之描述,似乎就有了一种别样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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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徵舆早年与陈子龙、李雯选定的《皇明诗选》

关于明末社局中人后来参加清朝科举的情况,杜登春《复社始末》有过一段说明:“本朝定鼎,人才汇征,南国文人竞赴宾兴之会,乙酉、丙戌连举孝廉,两秋之间,社中诸子联镳登选者,相庆弹冠,类皆明末孤贫失志之士。”其中就举到了宋徵舆。由此看来,宋徵舆的应试,颇关出处和生计考虑。

但不管如何,面对昔日同志半登鬼录的现实,宋徵舆也得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交代。在《夏瑗公先生私谥说》中,他回忆了和陈子龙给夏允彝议谥的经过。当陈子龙决定以“忠惠”定谥时,宋徵舆问他“惠”之所指。陈子龙说:“知死必勇。夫夏子岂不知致愤于疆,必有与毙哉?岂不知绝脰剖肝,足以耀志哉?以为彰誉而残民,亦勿攸济,有勿忍也。”宋徵舆听了说:“善哉,吾未之前闻也。《礼》曰:君子表微。夏子之惠,非吾子勿闻。若夫忠,则行人知之矣。”接着,他发了一段议论:“及顺治四年,孟公死于吴氏之难,侯生岐曾、张生宽,与者数人焉。夫使孟公有知,不亦恨于多杀国士而重思夏子乎?忠则犹是也,而惠竭矣。”(《林屋文稿》卷十一)对陈子龙连累多人的做法,有些不以为然,这很透露了他内心的复杂。循着他的思路往深里讲,如果说组织民众做无谓的抵抗有“彰誉残民”之嫌的话,那么陈子龙为逃生而连累无辜,似乎就不仅仅是“惠竭矣”的问题。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话会从陈子龙曾经最要好的朋友口中说出。宋徵舆后来官至福建学政,颇称得人。

不仅出仕的人会有精神包袱,隐居不仕的人,面对有些死者,心里也会不安。嘉定的王泰际(字内三)与黄淳耀为同榜进士,《嘉定屠城纪略》中说,嘉定城破前,王泰际曾劝黄淳耀打开西门,给逃难的百姓放条生路,语极哀恳,却被黄淳耀断然拒绝。王泰际乃“急走南门,缒城逸去”,最后活了下来。在《侯岐曾日记》中,他和长子王霖汝(字公对)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可见两家往来还算密切,侯家对他的提前脱逃也是能接受的。问题是王泰际自己心里并不坦然。入清以后,他坚持隐居不出,以遗民终老,但“畏死”的形象,始终让他不能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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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际去世后,其同乡张云章为作《贞宪先生传》,拿他与黄淳耀做比较,还替他辩解说:“天下莫不知黄先生之义烈,然而犹自谓可以无死者,与先生皆未受职,且黄先生有父而先生有母,忠孝可以两全也。……噫!黄先生与先生皆非畏死者,苟可以不死而仍不失吾之所守,亦何必以其身委之一烬?士之有君,犹女之有夫也。其以身殉夫者烈也,终其身守之不变者贞也。士不幸而遭国家丧亡之日,所出唯有两途,与夫既嫁而孀居者何以异哉!”(《朴村文集》卷十三)以意逆之,张云章的这番说辞,未必不是生前得之王泰际本人之口。

对于黄淳耀他们的抵抗行为该如何评价,现在已不再重要。从现有的材料看,即使在守城的当日,也有人对他们的努力不抱希望。顺治二年六月十六日,黄淳耀给另一位守城负责人龚用圆(字智渊)写信说:“今早至南关,见我兄区画谨严,井井有法,所练乡兵皆俯首承教,当由贤昆季忠愤之气实有以慑服之也。而偷生败节之徒,辄哂为螳臂当车,自毙身命。噫!读孔孟书,成仁取义,互期无负斯言而已。若辈无知,一任诮笑可也。”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成仁取义”需要以生命做代价,这是任何人都明白的道理。黄淳耀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都是伟大的。

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取舍之际,各人的考虑永远是不同的。太平年代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乱世人的心情。但我们必须要明白,承平之世写道德文章易,危难之际行杀身成仁难。这是读书人最易忽略的问题。时势既能造英雄,有时也会成为人性的镜子,照出人类的复杂和一些人的尴尬。

来源:“读书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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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皇玉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