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罗陆杨事件：毛泽东完成夺权第一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此次会议于16日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文革，而在会议前半期，则揭发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四人被革职审查，是为“彭罗陆杨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阴谋反党集团”，也是文革中第一批打倒的当权派。
 
　　“彭罗陆杨”四人都身居要害职位。彭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罗瑞卿是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部长、陆定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此外，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褫夺四人权力，从而掌握了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控制权，对其夺取文革控制权，从而把握文革整个局势具有关键作用。而削弱属于刘少奇、邓小平主政左臂右膀的书记处的权力，遂使陈伯达、江青、康生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一跃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渐次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刘周邓集团的势力被严重削弱，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的夺权意图顺利展开。

批斗彭真

批斗陆定一

批判《海瑞罢官》扳倒彭陆

　　1959年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越来越严重，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承认中央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这使其感到大权旁落的危机，自此开始酝酿更换接班人刘少奇的政治运动。当时政治领导体制是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领导国务院系统，邓小平则以中央总书记身份主持党务。毛泽东要剥夺刘周邓集团之权，采取的是“剥笋”策略，即先扫清外围，遏阻刘周邓集团的反制能力。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中央书记处、国家计委、北京市委及中宣部，这是他开始频频这些机构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是“阎王殿”的原因。而突破口则是文艺。
 
　　在文革前夕，毛泽东对文艺有过两次批示。第一次在1963年12月，第二次是1964年夏天。1963年12月的批示矛头针对北京市委，表扬上海，批评北京，而且批示特别批给彭真，批评北京跟不上。第二个批示的矛头更指向整个思想文化界，指控文艺界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没有“大演大写解放后的十三年”。
 
　　据彭真的秘书张道回忆，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会议上毛泽东已对彭真不满。因为彭真在检讨“大跃进”时支持刘少奇，他曾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1965年11月，毛泽东借批吴晗《海瑞罢官》开始“剥笋”。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约束于学术范围之内。2月中，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与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陆定一谈笑风生，将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但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杭州彻底否定“二月提纲”。
 
　　5月8日陆定一从安徽回到北京，开始被软禁。彭真也失去了人身自由。1966年春，陆定一以“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罪名，彭真以搞“反革命政变的头目”等莫须有罪名被批判。

窃听器事件 杨尚昆下台

　　杨尚昆与彭德怀私交甚深，彭德怀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八万字申辩信即由杨尚昆转发。在1965年底，他被调往广东任职省委书记，之后再降肇庆地委副书记，转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1966年12月12日从山西被揪回北京，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二万人大会，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时批斗。
 
　　但根据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毛泽东决心要斗倒杨尚昆的导火索是“窃听器”事件。在文革前夕，有一次毛泽东专列停在长沙车站，一名通信兵在站台上见到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口音开玩笑，而其所说正是毛泽东在车厢和张玉凤说的话。毛泽东立即盘问该通信兵，得知是罗瑞卿布置。而罗瑞卿则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决议要求他在车厢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泽东的指示以便贯彻执行，罗瑞卿并出示了政治局的决议文件。据称毛泽东因此而决定报复杨尚昆。

批斗罗瑞卿

与林彪分歧 罗瑞卿倒台

　　至于罗瑞卿的倒台，不少记载认为主因是林彪，毛泽东一直在犹豫，最后是默许。罗瑞卿是毛泽东培养的将领，素为毛泽东赏识。他曾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林彪与罗瑞卿的关系亦曾非常密切，素为搭档。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所建议。但一年后关系开始破裂。1965年秋天，林彪曾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据称，1961年春时，罗荣桓和林彪就学习毛泽东著作问题产生分歧，并在军委常委会议公开争论。林彪不满罗瑞卿未支持他，曾当面训斥。1962年秋林彪病休，由贺龙主持军委。罗瑞卿与贺龙交往渐多，引发林彪不满。
 
　　1966年3月3日，中央派邓小平、彭真通知罗瑞卿到京西宾馆出席对他的批判会，会议本由邓小平主持，但邓小平以视察西北为由推脱，实际是彭真主持。此次四十二人参加的京西会议火药味浓烈，罗瑞卿饱受刺激，随后跳楼自杀未遂。

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倒彭罗陆杨

　　1966年5月4日至24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四人。彭真的罪名是主持制定《二月提纲》抵制批判《海瑞罢官》。罗瑞卿则因抵制林彪宣扬的个人崇拜及其“突出政治”论而获罪。陆定一的罪名一则来自其夫人严慰冰多次以匿名信反对林彪、叶群，二则反对林彪“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提法，三则同彭真一起抵制批判《海瑞罢官》。杨尚昆之罪即为窃听器事件。此次会议停止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宣部部长职务。同时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问题。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至此，毛泽东完成了夺权第一步。
 
　　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撤销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康生为顾问。8月2日中共中央又任命陶铸为顾问。“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越来越大，本身的人事也发生很大变动，逐步取代了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为文革实际指挥机构。
 
　　这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关键一步，既在组织上清除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障碍，成立了实际指挥班子，又为文革提出了一套理论和方针。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实际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江青集团亦由此获得巨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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