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化 > 星岛诗苑 > 正文

裘小龙访谈录:中国诗歌英译的现状与未来

裘小龙访谈录:

中国诗歌英译的现状与未来

□裘小龙 张智中

QQ图片20191210135724

裘小龙

张智中

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1期上刊登的论文《中国古诗与现代主义诗歌在翻译中的感性交流》,文章提出了“凸显原诗感性的翻译原则”,其中的关键词,就是“感性”。但是,在论文中,您似乎没有对“感性”做具体解释。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关于汉语诗歌“感性”的概念和定义吗?

裘小龙

谢谢你找出这么多年前的文章。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回顾这些年的翻译“思路历程”。关于文中所提到的“感性”(sensibilities),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语言独特的感受和表达方式,这涉及语言的深层结构,也因此影响、甚至决定这一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过程以及世界观的形成。诗歌正是把语言的可能性发掘、发挥到极致的一种艺术,最能凸显这一语言所特有的深层文化感性。如果说这些年我这方面的想法有了什么变化的话,或许可以说是在“凸显原诗感性”的基础上,又发展到怎样“把原诗和译诗中不同的语言感性凸显融合在一起”。换句话说,这也是把诗歌与双语写作结合起来的尝试,翻译中不仅仅凸显原文感性这一层面,同时也要像创作一样,在目标语言中也要充分发掘其感性,从而呈现出混合了不同语言感性的文本。这些年国内的翻译、研究都有长足进展,我想自己这种翻译/双语写作的尝试,对怎样把中国文学、文化真正译介出去,促进跨文化的理解,或许会有一定的意义。

张智中

您的《中国古诗与现代主义诗歌在翻译中的感性交流》一文,先谈了汉诗英译,后面又谈到了英诗汉译。您觉得英诗汉译与汉诗英译,这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对译者有着怎样的不同的要求?

裘小龙

我觉得就一般翻译而言,如果目标语言是译者母语的话,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其实是互补的,要能在两个方面都做些尝试,对两种语言不同的感性都会有更直接的感受、理解。至于对不同目标语言的译者有什么具体要求,这让我想起卞之琳先生给我的第一次研究生作业:写诗。在他看来,要译诗、评论诗,最好自己也写诗,这样才能真正知道两种诗歌语言感性中转换的甘苦,得以在其中腾挪自如。这里适用的,自然并不只是诗歌而已。

张智中

您在《中国古诗与现代主义诗歌在翻译中的感性交流》一文说到,当代的文学交流是多层次的,你也并非主张所有的作品都用“凸显原诗感性的翻译”原则去翻译。既然文学交流或文学翻译是多层次的,是否就意味着同一首汉诗,可以有不同手法的翻译再现?您是否觉得汉诗英译存在一些不同的翻译流派?他们的存在是否合理?

裘小龙

确实,我依然不认为有什么可以适用于所有文类的翻译原则;仅就诗歌而言,也应该有不同风格、流派的尝试。同一首中文古典诗,有不同理解、审美、处理的侧重点,这本身说明了诗无达诂,也是诗歌翻译的“困难魅力”所在,从而可以进一步互相比较,其实是挺有意义的事。例如格律体的译诗,如果译者能得心应手地驾驭英语诗歌韵律,不去生搬硬套表面形式而损害诗的意义或意象,或仅仅为了凑韵,把句子写得七颠八倒、不忍卒读,格律体译诗也未尝不可一试。许多年前,我自己也曾用格律体翻过一本鲁迅诗选,现在还能想起来的,就只有两句似乎还稍工整一些。

“How can I be as passionate as of yore? /Let flower bloom or fall, I care no more.”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只是,现代英语中,有多少人还在用of yore呢? 当然,自己没有这份功力,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在这方面也不行。但如果说我有一个什么自我设定的标准,其实简单,翻译的诗在目标语言中读起来也应该是诗,而且是当代英语读者读起来“不隔”的诗。

张智中

在您的英文小说创作、英文诗歌创作与汉诗英译之间,您觉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您的创作与您的翻译之间,如何互动和影响?您写诗的状态与译诗的状态是否一样?有何联系或区别?

裘小龙

近20年来,我很大一部分精力在英文小说的写作上。这与英文诗歌创作以及中诗英译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也阴错阳差。我原想写一本关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的英文小说,主人公是知识分子,喜欢思考,也喜欢诗歌。但小说却意外地写成了侦探小说,主人公也成了一个“思考的探长”,虽然仍喜欢吟诗。只是,他在办案过程中引用的英文诗,给我的美国编辑删掉了,因为她说这样做,要付的“版权费用太高”。结果只能在这些空出来的段落中,改用我自己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早就过了版权年限,不用付费。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却也更进一步意识到,在英文小说中放入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必须不影响到一般读者阅读的流畅性,就像他们平时读现当代英文诗一样;与此同时,又必须能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感性和诗意。在小说中写诗和译诗,这同时也让我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承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传统,即小说中有诗,使叙事更富有不同的抒情强度,节奏变化。此外,小说中还有一部分不是译诗,是我自己借着陈探长名义写的诗,这样做也可带来一个意外好处:仿佛让我戴上了陈探长的面具,进入了他的“自我”,写出了我自己原来不会去写的诗。

张智中

几十年来,您在汉诗英译方面的翻译理念和翻译原则有无变化?具体情况怎样?

裘小龙

我在上面提到了在汉诗英译中翻译理念和原则的一些变化。因此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也在从事其他文学创作的同时,尽可能多地把有关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融合进去。最近几年,我更受到了欧美相对语言学理论的一定影响。按照欧美语言学家,如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等人的观点,人们的世界观是由语言形成的,不同语言的内在结构影响、甚至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认知方式。一种语言文化的独特感性所凸显的,正是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所难以真正理解的深层组成部分,因此在诗歌翻译中,不仅仅要凸显,也要在两种语言中融合这种异质,甚至进一步尝试,怎样来构成一种包含着不同语言感性的文本。最近一段时间,正好有机会来广西大学作学术访问,我想就此较深入探讨下去。

张智中

当下的汉诗英译,在国内似乎风生水起,无论是翻译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人数众多,格律派明显占据压倒多数,而且主要是押尾韵。您对于汉诗英译的用韵怎么看?这是否在英语世界早已是落伍的东西?还是仍有市场?中国译者的汉诗英译,在英语世界,比如美国,是否有读者?情况如何?

裘小龙

我自己写诗,中文英文都写。就英美诗歌创作的现状而言,格律体肯定不是主流。我的朋友摩娜·凡丹 (Mona Van Dunn),美国第一个桂冠女诗人,也是新形式主义流派的领军人物,就曾对我说过,格律体在英美诗歌界现在已很少有人写了,对非母语诗人来说更难,力所不及,难免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虑。就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而言,情况更难、更严峻一些。因为写格律体,作者可能出于对某个韵的考虑,来这样或那样处理一行诗,甚至因为这个韵而写出一行诗,但译者却没有这样的自由。原文的意义、意象都不能妄加改动,要凑韵而加字减字,都是不能原谅的。这里恐怕不仅仅是画虎不成的问题,拉格律大旗作拙劣译诗的虎皮,其实是更为下者。至少在美国的书店里,人们根本看不到这些中国古典诗词的“诗体”翻译译本,因此难免像有些评论者所说的,成了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游戏,离向世界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目标背道而驰。问题的另一面自然是,那么用现代英语自由体诗歌形式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能否传神地再现原文的意境?我个人认为是可能的,尤其是在凸显原诗感性的基础上。

张智中

谈起汉诗英译,无论是翻译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往往都指的是中国古典汉语诗歌的英译。汉语新诗的英译,似乎比较冷门,您觉得原因何在?

裘小龙

我翻过一些现代中文诗歌。例如我在《洛杉矶时报》上写过一篇关于当代中国诗人王小龙的评论,同时也译了他的几首诗。此外,在小说中我也引用过徐志摩、卞之琳、吴兴华等人作品的片段。不过总的来说,现当代中国诗歌的翻译,我确实做得不多。这里有版权方面的顾虑,也因为这些年太忙了一些。你说的汉语新诗的英译比较冷门的现象是存在的。不过,你自己在古诗新诗英译的两个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这其实相当不容易。

张智中

您说过,经典作品每过二三十年就应该有新的翻译。在汉诗英译方面,您的语言观如何?怎么看待原诗的语言与译诗的语言?比如,李白的语言显然不同于李商隐的语言,如果同一个译者来译,是否可行?译者如何调整自己的语言?是否需要调整自己的语言?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语言策略?

裘小龙

这是有意思的问题。关于经典过二三十年就应该有新译这一点,其实最主要是因为语言本身就一直在更新、演变中,古英语诗歌Beowulf在后来的年代里有多少新的英语译本不断问世,就已说明了问题。关于后一点,在理想的翻译中,译者自然应该尽可能追求接近原作者的风格,但就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而言,还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宋词中有婉约、豪放之分,但一个诗人可能在自己不同的诗里呈现这两方面不同的特征,译者只能落实到具体每一首诗的翻译。再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在目标语言中,一首译诗读起来甚至都不像诗,不是诗,又怎样谈得上译诗中去保留不同诗人的语言风格呢?

张智中

有人主张,汉译英最好的翻译模式,就是中西合璧,最好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两个人合作翻译,就像杨宪益和戴乃迭、葛浩文和林丽君等。那么,作为单独的中国译者,他们是否有希望在汉译英方面取得成功?他们是否有前景?另外,您觉得中国译者应该向西方译者学习什么?西方译者的优势和不足之处体现在哪里?

裘小龙

这当然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模式,如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合作。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在汉诗英译中也不在少数。庞德也是在其他人汉译的基础上再翻译、再创作,同样取得了成功。这样合作的模式或许得有一个前提:合作者之间的反复交流、切磋,在原文本的理解与目标文本的处理之间达到真正统一。要做到这一点,可能并不容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译者一人独自承担的汉译英工作,并非没有自己的优势。还是回到庞德的例子,尽管他是个十分出色的诗人,但他并不能真正阅读中文,因此他的译诗在对原文意义的把握上,不是没有欠缺的。也难怪美国的一些文学选集,把他翻译的李白的“长干行”列为他自己的诗作。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中国的译者应该能做得更好。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12月6日4版

来源:文艺报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