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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诗》中的花木兰:英雄气与儿女情的兼容自洽

核心提示: 男耕女织的古代社会,女子留在人们印象中的经典姿态,是临窗织布。而当北朝女子花木兰停下手中活计,让叹息声而不是织布声飘荡到窗外世界时,生活的日常性出现变奏,值得书写的戏剧就此拉开了帷幕。

男耕女织的古代社会,女子留在人们印象中的经典姿态,是临窗织布。而当北朝女子花木兰停下手中活计,让叹息声而不是织布声飘荡到窗外世界时,生活的日常性出现变奏,值得书写的戏剧就此拉开了帷幕。

不过,这种戏剧,最早是在对女子自身行为的互文性书写中被开启的。因为在当时,北朝民歌还有 《折杨柳枝歌》,向人们打开的是这样的画面:

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

这里的女子虽然也临窗、也织布、也停下手里的活计想心事,同样把自己的叹息声传到窗外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但是,她所思所想所焦虑的,是为何母亲没有信守承诺把自己嫁出去,想的是女子个人的终身大事。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在乐府诗中,类似“何所思”“何所忆”“有所思”“有所忆”这样的词语,并不泛指人的一般思维活动,而是有特指对象的,大多涉及了男女相思。特别是当诗歌围绕女子的心理活动而展开,那就必然涉及女子怀春的主题。但是,相比于这些女子对个人终身大事的焦虑,在窗下停机叹息的花木兰,考虑的却是在父亲年老、弟弟尚幼的情况下,如何替父从军,把家庭大事、国家大事主动承担起来。

当然,我不是说女子想自己的终身大事就不应该、没出息,而是说,当这样的所思所想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时,它就失去了让文学书写进一步展开的动力。于是,关于女子想个人心思的 《折杨柳枝歌》 虽然也流传下来,但它的意义,更多地是作为 《木兰诗》 的背景而存在,比如当代一些乐府诗的选本很少选入 《折杨柳枝歌》 这八句,学者们也只是在研究 《木兰诗》 时才提到它,目的是把有名有姓的花木兰凸显到舞台中央,让她熠熠生辉。犹如希腊悲剧中没有姓名的合唱演员,虽然重要,但目的主要是烘托出现在他们群体前面的一些特殊个体。

花木兰虽是女子中特殊的一个,但毕竟还是女子,所以 《木兰诗》 在充分展现她的英雄气时,也把她的女儿情渲染得十分到位。

写她织布时心思的展开、写她决定替父从军后去各处置办出征装备 (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为国参军还需自带装备) 的忙碌,表现出女性心思的细密周详。而更有特色的,是写她辞别家乡和亲人,一路风餐露宿,歌词对此不忌重复,反复书写,既是民歌反复渲染的回肠荡气,也是人物情感的绵长: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在这里,变换的是地点和异地野外的风物景观,但时间是循环的、重现的,是早与晚的轮回。与之相匹配的,是父母叫唤女儿的声音,与异地的风物景观交织在一起,一直萦绕在花木兰耳边,久久无法散去。所以,“不闻”和“但闻”之间的关系,对情义绵长的女主人公来说,就不是“无”和“有”的关系,而是记忆中的“有”和现实中的“有”交替出现、甚至是一种幻听式的叠加。在这两种“有”中,是家的温馨祥和之气和异地原野的肃杀之气形成的鲜明对照,并统一纳入花木兰的主观感觉,形成一种英雄气和儿女情兼容自洽的特有气质。

关于她长年艰苦在外英勇杀敌建功卓著,诗歌只用“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等寥寥数语带过。而对她归来到家情形,则用了较多笔墨: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家人迎接木兰归来以及木兰换装的片刻时光,所用笔墨远超过她十年在外征战。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民歌是站在和平、站在百姓安居乐业的立场来写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的,所以,表现女英雄花木兰能够建立战功又毫发无损回到家乡与亲人重聚,成了一件更值得大书特书的喜事。如同潜在的怀春女子曾经衬托了木兰的胸有大志,此刻,木兰戎马生涯的艰苦也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和远景,衬托了她得胜归来与家人共同沉浸于当下的欢悦。

后来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是从这一意义上,套用了类似模式,在 《草堂》 一诗中,来描写和平到来得以重归居所的欣喜:

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酤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

只不过,在 《木兰诗》 中,“我”的行为,从“爷娘闻女来”的“女”这一家人称谓中分离出来,并以后部分突然出现的这第一人称的反复书写,写尽了木兰自身的得意和回归自身的亲切。更重要的,也比杜甫 《草堂》 诗更复杂的是,这里除了有一个女子向自己家庭的归来,还有一个真实的“我”由曾经的他者“男相”向女子本身的回归。

花木兰是女儿中的英雄,也是英雄中的女儿,所以她超越了女性,也调侃了男性。作为一个女性,她能走出家庭,建功立业;而她的建功立业,又不同于一般男子那样,是为了觅赏封侯。她拒绝尚书郎官位,只愿意回归家乡与亲人团聚,似乎又显示了她儿女情长的本色。而重新换上女装,出现在伙伴面前,让伙伴目瞪口呆,也调侃了这些伙伴的粗心大意,多少显得木兰还有顽皮和幽默的一面。

由于北朝时代对女子的戒律相对宽松,也不需要缠足,使得花木兰走出家门替父从军相对要容易些,但宋元以后,这种可能性就很小了。所以当明代徐文长在 《四声猿》 中写“雌木兰替父从军”这出戏时,如何把脚放大以便征战,之后又让脚缩小顺利嫁人,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技术问题,虽然徐文长让木兰用祖传秘方来解决这一难题近乎儿戏,但绝不因此说,《木兰诗》 中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男主外、女主内的古代社会习俗,使得女性无法从根本上拆除走向社会的藩篱。花木兰的时代既不需要缠足,也比后世少些清规戒律,但她出远门从军仍然不得不易容换装成男人,她毕竟无法以自己的女儿身理直气壮走向外面的广阔世界。她的女扮男装行为,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由花木兰女扮男装演绎出的各种戏剧性,都是被当时社会现实逼出来的,而艺术地展示这种戏剧性,同时也是在深刻展现构成这种戏剧性基础的严峻现实。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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