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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维什:诗人之道1

我不是那种总是洋洋得意、揽镜自照的人。镜子是自我的一种呈现,但它以一种转变为公共物品的形式呈现……即他人也可从中寻找他自身的模样。倘若他在其中找到与之相似或相关的表述和描绘,便会说:这就是我;而他一旦没有在文本或意象中找到什么共通之处,就会把头一扭,说:这与我何干!

我对这样的做法十分担忧,但它确实反映了许多现代诗作与绝大多数读者之间关系的普遍现象。如今,有许多诗人热衷于扩大诗篇与其第二作者——受众——之间的鸿沟,但如果没有受众、没有他们面向文本的活动,诗歌进程便无法完成。双方之间还相互指责。但诗歌危机,假如真的存在危机,应当是诗人的危机。每位诗人都应以其独特的创作方式去努力解决危机。

我知道,我将又一次被人指责为反对阿拉伯现代诗。所谓阿拉伯现代诗,一些人神经质地为其划定两个标准:一、诗歌内容自我封闭,不容许其内在向外部开放;二、将韵律诗逐出现代性的天堂……所以,散文诗之外便无现代性可言。这种说法已成为一种教条,谁靠近其边界发出疑问,就被视为大逆不道。每位敢于质疑诗歌现代性现状的人,都会被不容争辩地指责为与散文诗作对!

我一向认为:许多才华横溢者创作的散文诗,的确是阿拉伯现代诗歌最重要的成就,通过向世界开放、向不同文体开放,散文诗获得了其美学的合法性。但散文诗不是诗歌的唯一选择,不是解决无解的诗歌问题的“终极方案”。诗歌的空间是广阔的,是向所有我们已知和未知的选择开放的。我们读者在各种各样的诗歌实验里,寻求的无非是诗歌所能实现的诗性,无论是韵律诗还是散文诗。

我也知道,我的这部新诗集,如同以往的诗作一样,将再度为我众多的反对者提供精神谋杀的武器,这种武器在方兴未艾的仇恨文化里十分常见。有人会说——过去和现在也都有这样的论调:我放弃了“抵抗诗歌”。对此,我要向那些板着面孔的判官们承认:我放弃的是创作直接的、意义有限的政治诗,而未曾放弃广义的、美学意义上的抵抗……这并非迫于局势的变化,并非如一些热情的诠释者们所言——我们“已从抵抗过渡到谈判”,而是因为诗歌风格必须不断变化,诗人必须不断改进其诗歌方式,拓宽其人文视野,而不是上百次地重复老调子……这样,诗歌语言才不至于沦为倦怠、衰朽和程式化,落入一个为其所设的圈套:僵滞于重复不变的话语。难道,这就意味着放弃了诗歌的抵抗精神?

难道除了“记下来,我是阿拉伯人”2之类的话语,或重复“我要抵抗,我在抵抗”之类的口号,就再没有别的可以证明抵抗?无论是在诗歌中还是现实中,抵抗者没有必要宣称他在抵抗,正如恋人没有必要老说自己在恋爱一样。格桑·卡纳法尼3将我们命名为“抵抗诗人”,可我们连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是抵抗诗人。我们书写自己所经历的、目睹的生活,记下我们对自由的梦想、对保留本真的坚持。我们创作向祖国、向某些女性表达爱恋的诗。不是每一事物都有象征,不是所有椰枣树的树干都喻指女人的腰肢,反之亦然!

诗人无法摆脱他的历史环境,但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一块自由的土地;我们对于改变现实无能为力,但诗歌提供了某种隐喻的补偿,它把我们提升到一种更高层次的语言,超越那些局限我们、阻碍我们融入作为人的存在的环境。当自我因受阻而无法自由翱翔于无垠的高空时,诗歌或许能够通过解放自我,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我。在群体中认识自我,并表达属于自我的这一权利,是个体寻求自由的一种形式,而群体也正是由这些个体组成。由此,在长期冲突的语境中,那些表达我们人文特征、个体关怀的——这种关怀又不完全是个体的——诗歌,代表了诗歌抵抗的行为中人性的、自我的层面,即便诗歌描写的是爱情,是自然,是对一朵玫瑰的凝视,或是对于平庸而死的恐惧。

有人或以为:巴勒斯坦诗人没有权利坐在山丘眺望日落,没有权利聆听身体的呼唤或是远方的笛音,除非他的灵魂已经死去,除非土地的灵魂已在他的灵魂里死去,除非连接他与人类本性的脐带已被切断——这种想法并不正确。

巴勒斯坦人并非一份职业或一句口号。他首先是一个存在的人。他热爱生活,为杏花而欣喜,在初秋雨落时感到寒战,他响应身体的自然欲望、而不是别的号召做爱……他繁衍子嗣,为的是保存种姓、延续生命,而不是求死,除非到后来他变得生不如死!这意味着,长期的占领未能抹杀我们的人类本性,未能如愿以偿地征服我们的语言和情感,令其在封锁之中枯竭。

诗歌将我们身上自然的生命力纳入诗中,这正是一种抵抗行为。为什么当诗歌洞察到我们的感官之美、想象之自由,并用美丽对抗丑陋时,它要背负反叛的罪名?美即自由,自由即美。因此,捍卫生命的诗歌,便成为一种本质上的抵抗形式。

我不禁要再问一次:祖国是否仍旧需要用诗歌去证明,诗歌是否仍旧需要用爱国去证明?诗歌与祖国的关系,并不需要把诗歌淹没于口号、路线图和旗帜之中去确定。这种关系是有机的,无须每天去证明。它是一种本能、一种意识、一种意志,是传承和抉择,是被赋予的,是历久弥新的。拙劣的爱国诗会破坏祖国的形象,而祖国引起的冲突和其内部的冲突,还包含着诸多尚未引起我们重视的有待创作的层面。因此,我们需要拓展诗歌之美与文学的文学性,深谙这一高难度的职业之道,奉行公认的艺术标准,而不仅仅以巴勒斯坦境遇的特殊性为标准,以此改进我们表达公共与个人生活中人性诸领域的方式,这是祖国、也是诗歌赋予我们的要务。只有这样,我们的诗歌才能登临与世界进行创造性对话的平台,我们的创造力才能获得承认,进而引发他人关注产生这些作品的国度。对于许多国家我们知之甚少,但因为我们爱上了它的文学,进而爱上了这些国家。

只有这样,诗歌的国家属性与诗歌冲破文化与身份障碍的永恒追求之间的界限,方得以消除,不同的诗歌才能共同翱翔于广袤的人性天际。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诗歌对于一个为身份而战的民族,能发挥凝练其文化属性的独特作用。

是的,诗人必须铭记所有磨难,聆听不在场的声音,命名世间万物,投身所有的斗争;但他们也不应忘却他们的职业之道,不应忘却:诗歌的界定,本质上不在于所道出的话语,而在于这话语具有异乎寻常的品质。他们还不应忘却:诗歌是乐趣,是创造,是美,是一种战胜了困难与亏损的朦胧的喜悦,是一段在未知中找寻自我的永恒旅程。在此,我无意为这本已不再属于我个人的新书辩护。自从它离我而去,我已记不得其中的任何内容,但它会让我面临那个沉重问题带来的困境:然后怎样?我要捍卫的,是诗人探索新诗、让诗歌滤去杂质的权利,因为创新而屡受挫折者的不幸,总要好过僵化因袭者的幸福。

【注释】

1. 本文是达尔维什在其诗集《宛若杏花或更远》签售会上的发言,选自其散文集《归者的困惑》。

2. 《记下,我是阿拉伯人》是达尔维什早年创作的一首诗,在巴勒斯坦广为传诵,但诗人后来视之为“直接的政治抵抗”的浅显之作。

3. 巴勒斯坦著名作家、评论家,最早提出巴勒斯坦“抵抗文学”“抵抗诗歌”的概念。

作者: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ud Darwish,1941-2008),生于巴勒斯坦西北部比尔瓦村,当代阿拉伯诗坛享誉世界的巴勒斯坦诗人,曾主笔起草《巴勒斯坦国独立宣言》,自1964年第一部诗集《橄榄叶》问世以来,达尔维什共出版了三十余部诗集及散文集,其作品被译为35种语言并获多种国际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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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达尔维 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