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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谈诗》(二):诗怎样才能达到最高境界?

从前人说:“诗穷而后工。”穷便是穷在这个人。当知穷不真是前面没有路。要在他前面有路不肯走,硬要走那穷的路,这条路看似崎岖,却实在是大道,如此般的穷,才始有价值。

钱穆《谈诗》(一)

好的诗歌,应该背后有人

以上我略略讲了王维的诗,继续要讲杜工部。杜诗与王诗又不同。工部诗最伟大处,在他能拿他一生实际生活都写进诗里去。上一次我们讲散文,讲到文学应是人生的。民初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主张文学要人生化。在我认为,中国文学比西方更人生化。

一方面,中国文学里包括人生的方面比西方多。我上次谈到中国散文,姚氏《古文辞类纂》把它分成十三类,每类文体,各针对着人生方面。又再加上诗、词、曲、传记、小说等,一切不同的文学,遂使中国文学里所能包括进去的人生内容,比西洋文学尽多了。

在第二方面,中国人能把作家自身真实人生放进他作品里。这在西方便少。西方人作小说剧本,只是描写着外面。中国文学主要在把自己全部人生能融入其作品中,这就是杜诗伟大的地方。

刚才讲过,照佛家讲法,最好是不著一字,自然也不该把自己放进去,才是最高境界。而杜诗却把自己全部一生都放进了。儒家主放进,释家主不放进,儒释异同,须到宋人讲理学,才精妙地讲出。此刻且不谈。现在要讲的,是杜工部所放进诗中去的只是他日常的人生,平平淡淡,似乎没有讲到什么大道理。他把从开元到天宝,直到后来唐代中兴,他的生活的片段,几十年来关于他个人,他家庭,以及他当时的社会国家,一切与他有关的,都放进诗中去了,所以后人又称他的诗为诗史。

其实杜工部诗还是不著一字的。他那忠君爱国的人格,在他诗里,实也没有讲,只是讲家常。他的诗,就高在这上。我们读他的诗,无形中就会受到他极高人格的感召。正为他不讲忠孝,不讲道德,只把他日常人生放进诗去,而却没有一句不是忠孝,不是道德,不是儒家人生理想最高的境界。若使杜诗背后没有杜工部这一人,这些诗也就没有价值了。倘使杜工部急乎要表现他自己,只顾讲儒道,讲忠孝,来表现他自己是怎样一个有大道理的人,那么这人还是个俗人,而这些诗也就不得算是上乘极品的好诗了。所以杜诗的高境界,还是在他不著一字的妙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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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杜诗,最好是分年读。拿他的诗分着一年一年地,来考察他作诗的背景。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什么年代,什么背景下写这诗,我们才能真知道杜诗的妙处。后来讲杜诗的,一定要讲每一首诗的真实用意在哪里,有时不免有些过分。而且有些是曲解。我们固要深究其作诗背景,但若尽用力在考据上,而陷于曲解,则反而弄得索然无味了。但我们若说只要就诗求诗,不必再管它在哪年哪一地方为什么写这首诗,这样也不行。你还是要知道他究是在哪一年哪一地为着什么背景而写这诗的。至于这诗之内容,及其真实涵义,你反可不必太深求,如此才能得到它诗的真趣味。

倘使你对这首诗的时代背景都不知道,那么你对这诗一定知道得很浅。他在天宝以前的诗,显然和天宝以后的不同。他在梓州到甘肃一路的诗,显和他在成都草堂的诗有不同。和他出三峡到湖南去一路上的诗又不同。我们该拿他全部的诗,配合上他全部的人生背景,才能了解他的诗究竟好在哪里。

中国诗人只要是儒家,如杜甫、韩愈、苏轼、王安石,都可以按年代排列来读他们的诗。王荆公诗写得非常好,可是若读王诗全部,便觉得不如杜工部与苏东坡。这因荆公一生,有一段长时间,为他的政治生涯占去了。直要到他晚年,在南京钟山住下,那一段时期的诗,境界高了,和以前显见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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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我第一次读苏诗,从他年轻时离开四川一路出来到汴京,如是往下,初读甚感有兴趣,但后来再三读,有些时的作品,却多少觉得有一点讨厌。譬如他在西湖这一段,流连景物,一天到晚饮酒啊,逛山啊,如是般连接着,一气读下,便易令人觉得有点腻。在此上,苏诗便不如杜诗境界之高卓。此因杜工部没有像东坡在杭州徐州般那样安闲地生活过。在中年期的苏诗,分开一首一首地读,都很好,可是连年一路这样下去,便令人读来易生厌。试问一个人老这样生活,这有什么意义呀?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我们读诗,正贵从各家长处去领略。

我们再看白乐天的诗。乐天诗挑来看,亦有长处。但要对着年谱拿他一生的诗一口气读下,那比东坡诗更易见缺点。他晚年住在洛阳,一天到晚自己说:“舒服啊!开心啊!我不想再做官啊。”这样的诗一气读来,便无趣味了。这样的境界,无论是诗,无论是人生,绝不是我们所谓的最高境界。

杜工部生活殊不然。年轻时跑到长安,饱看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像他在《丽人行》里透露他看到当时内廷生活的荒淫,如此以下,他一直奔波流离,至死为止,遂使他的诗真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从前人说:“诗穷而后工。”穷便是穷在这个人。当知穷不真是前面没有路。要在他前面有路不肯走,硬要走那穷的路,这条路看似崎岖,却实在是大道,如此般的穷,才始有价值。

即如屈原,前面并非没有路,但屈原不肯走,宁愿走绝路。故屈原《离骚》,可谓是穷而后工的最高榜样。他弟子宋玉并不然,因此宋玉也不会穷。所以宋玉只能学屈原做文章,没学到屈原的做人。而宋玉的文章,也终不能和屈原相比。

现在再讲回到陆放翁。放翁亦是诗中一大家,他一生没有忘了恢复中原的大愿。到他临死,还作下了一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诗。即此一端,可想放翁诗境界也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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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翁一生,从他年轻时从家里到四川去,后来由四川回到他本乡来,也尽见在诗中了。他的晚年诗,就等于他的日记。有时一天一首,有时一天两三首,乃至更多首,尽是春夏秋冬,长年流转,这般的在乡村里过。他那时很有些像陶渊明。你单拿他诗一首两首地读,也不见有大兴味。可是你拿他诗跟他年龄一起读,尤其是七十八十逐年而下,觉得他的怀抱健康,和他心中的恬淡平白,真是叫人钦羡。而他同时又能不忘国家民族大义,放翁诗之伟大,就在这地方。可惜他作诗大多。他似乎有意作诗,而又没有像杜工部般的生活波澜,这是他吃亏处。若把他诗删掉一些,这一部陆放翁诗集,可就会更好了。

在清诗中我最喜欢郑子尹。他是贵州遵义人,并没做高官,一生多住在家乡。他的伟大处,在他的情味上。他是一孝子,他在母亲坟上筑了一园,一天到晚,诗中念念不忘他母亲。他诗学韩昌黎。韩诗佶屈聱牙,可是在子尹诗中,能流露出他极真挚的性情来。尤其是到了四十五十,年龄尽大上去,还是永远不忘他母亲。诗中有人,其人又是性情中人,像那样的诗也就极难得了。

李太白诗固然好,因他喜欢道家,爱讲庄老出世。出世的诗,更不需照着年谱读。他也并不要把自己生命放进诗里去。连他自己生命还想要超出这世间。这等于我们读庄子,尽不必去考他时代背景。他的境界之高,正高在他这个超人生的人生上。李太白诗,也有些不考索它背景是无法明得他诗中用意的。但李诗真长处,实并不在这点上。

我们读李太白、王摩诘诗,尽可不管他年代。而读杜工部韩昌黎以至苏东坡陆放翁等人的诗,他们都是或多或少地把他们的整个人生放进诗去了。因此能依据年谱去读他们诗便更好。郑子尹的生活,当然不够得丰富,可是他也做成了一个极高的诗人。他也把他自己全部放进诗中去了。他的诗,一首首地读,也平常。但春天来了,梅花开了,这山里的溪水又活了,他又在那时想念起他母亲了。读他全集,一年一年地读,从他母亲死,他造了一个坟,坟上筑了一个园,今年种梅,明年种竹,这么一年一年地写下,年年常在纪念他母亲。再从他母亲身上讲到整一家,然后牵连再讲到其他,这就见其人之至孝,而诗中之深情厚味也随而见。他诗之高,高过了归有光的散文。归文也能写家庭情味,可是不如郑子尹诗写得更深厚。

本文选自钱穆《中国文学论丛》里的“谈诗”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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