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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瓷有“遗珠” 不识存遗憾

宋代越窑

宋代建阳窑

和我们熟知的宋代五大名窑相比,建阳窑和龙泉窑对大众来说相对陌生,甚至在一些入门级收藏家眼中也归属小众和冷门的范畴。但在陶瓷研究学者李彦君的眼中,在宋代,像建阳窑和龙泉窑这样的窑口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窑。

李彦君认为,日本收藏的中国陶瓷,上自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下迄明清时代的各种彩瓷和颜色釉瓷,几乎无所不包,但被日本文博界认定为国宝的八件中国瓷器中,有四件是宋代建阳窑,一件宋代吉州窑,三件宋代龙泉窑,而被中国视若拱璧的宋代五大名窑却一件没有入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衡量标准的不同。

陶瓷是火的艺术,也是火的技术。“衡量任何窑口的标准和尺度离不开这两点”。烧成难度大、成品率低、名品传世稀少,以及拥有展现陶瓷魅力的艺术独创性,这是李彦君总结出的一套标准,而这套标准适用于所有陶瓷窑口,包括一直以来被认定的宋代五大名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说,始见于明代皇室收藏目录《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清代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说:“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由于柴窑至今未发现窑址,又无实物,因此通常将汝、官、哥、定、钧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

一提到古瓷,大多数人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以上宋代五大名窑,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史上,人们把宋代五大名窑当作是宋代陶瓷技术与艺术的最高水准的代表。

李彦君强调,用科技的衡量标准来衡量宋代五大名窑,会发现宋代五大名窑的概念界定草率和模糊,缺少具备说服力的依据。

“拿定窑来说,定窑创新了覆烧法,在提高成品率上做出了贡献,但这个发明,是为了提高产品产量,而不是提高产品质量。定窑在陶瓷艺术上的表现并不突出,白瓷的烧造难度也是最低的。汝窑在为宫廷烧瓷的过程中把工艺提高了,釉色提纯了,但烧造温度低,烧成难度小,烧造工艺很容易被模仿。官窑的技术基本承接自汝窑,身份高贵但缺少独创性。哥窑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窑口,而是一种开片瓷的总称,开片瓷好多窑口都烧,总体上对于陶瓷工艺并没有可圈可点的突出贡献。钧窑的窑变是陶瓷火的艺术的代表,但在宋代钧窑并未成气候,钧窑真正的影响力发挥在金元两朝。”

同样在这套衡量标准内,与身价人气居高不下的汝、官、哥、定、钧相比,有一些宋代窑口可以被看作是陶瓷收藏和研究的“遗珠”。这些窑口在艺术与技术上都有创新之处,也拥有着非同一般的海内外影响力。基于此,李彦君列出了他心目中的“宋代五大名窑”,并一一道明了理由。

建阳窑应排在宋代名窑的首位。古代人类智慧充分凝结在建阳窑的瓷器中,烧成难度大、成品率低,同时拥有难以复制的艺术独特性,如今仿造都存在难度。第二是龙泉窑,其创新体现在釉色上,粉青、梅子青等釉色是其他窑口模仿不来的。龙泉窑在装饰方法上将铁锈花引用到陶瓷工艺上,也是一大突破。此外不得不提的是龙泉窑对朝鲜、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影响很大。

对外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的还有越窑、耀州窑和吉州窑,三者都在陶瓷工艺的不同方面作了革新,因此李彦君把越窑、耀州窑和吉州窑也列入宋代名窑名单里。越窑是中国最古老的青瓷发源地,它创新了秘色瓷,釉色更加清亮。越窑对于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瓷器的生产有着重要影响。耀州窑的烧造时间从唐代延续到今天,最早烧成了天青釉,进一步发展了刻花工艺,赋予其更多的层次感。最受冷落的吉州窑,是创新品种最多的宋代窑口,突出表现在装饰方法上,树叶、剪纸、贴花、刻花、印花、兔毫、黑瓷、金彩样样都有。吉州窑将多种窑变集于一身的工艺是其他任何窑口不能相比的。

研究和收藏陶瓷多年的李彦君十分感慨,“中国优秀珍贵的文化遗产千千万万,不应该因为陈旧的评价体系而使得一些珍宝备受冷落。市场盲目追高,使得本应得到重视、研究的陶瓷窑口淡出人们的视野。我们应该认识到,时代在变化,收藏和研究的观念和理念也应该更新,科技水平应该成为衡量窑口的关键尺度。”(崔隽)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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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宋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