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中旬文革爆发后，西方世界皆以困惑、震骇的态度看待这场大骚乱。有些史家把疯狂的红卫兵比成当年的义和团暴民。美国发行量最大的《生活》画报周刊于1968年9月22日起一连三期推出图文并茂的中国近代史专页，向西方知识群众介绍文革的历史背景，并由哈佛教授费正清撰写专文分析中国为什么会被自己的历史所羁绊。

　　然而，在西方惊愕“中国发疯”（China Went Mad）之际，文革却对西方社会发生了多样性的冲击作用，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对红卫兵具罗曼蒂克联想

　　文革期间正值西方学生展开炽热的反越战运动，他们（尤其是法国学生）从红卫兵身上学到了串联和破坏的激烈手段。他们对文革产生了浪漫的情怀，他们认为红卫兵和他们都是献身于社会正义的理想主义青年，都有顶天立地的精神和抱负。

　　他们仿效红卫兵挑战权威的斗志，和政府对抗。法国学生几乎扳倒了一向强势的戴高乐政府，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使约翰逊和尼逊政府穷于应付，并逼迫福特政府加速脱身越南。

　　西方青年在动乱的1960年代对文革的憧憬、对红卫兵的罗曼蒂克联想，可说是时代的必然。毛泽东以统治者的身份亲自发动打破体制、扫除传统的大革命，激进的西方学生赞佩无比，他们在毛的身上找到了“革命的父亲意象”，并得到了走上街头的暴力灵感。

　　文革的时间（1966至1976）几乎和越战（1965至1975）相平行。一批西方保守派反共学者提出了“孤立中国”、“把中国摒除于文明世界”的反革言论，他们表示疯狂的文革正好证明了毛泽东所统治的中国是个“没有理性的怪兽”，全人类应制裁这只怪兽。

自由学者：消解僵局　西方应助中国摆脱孤立

　　但有些具有远见的自由派学者则认为西方为了本身的战略利益，应该协助中国脱离孤立，使其加入国际社会。

　　费正清于1967年5月20日在《纽约时报》时论广场发表一篇掷地有声的文章，他说中国有文革的“内忧”，美国则有越战的“外患”，两个国家应该尝试互相帮助解除对方的困境。

　　巧合的是，曾被称许多“反共斗士”的尼逊，以在野之身于1967年的《外交本务》季刊上公开表示“中国不应永远活在愤怒的孤立中”。尼逊于1969年1月就任总统后，立即着手寻求不同途径打开中国之门。

　　美中关系解冻当然与“防苏”有密切关系，但毛泽东和尼逊能够在身陷“内忧”和“外患”的逆境中，双双站在战略高度，消解两国之间20多年的洽战僵局，可谓1960年代“天下大乱”期间世界外交史上的最大突破。

西方巨额辅助强化研究　《中共研究》成大学显学

　　文革对西方的冲击不止于政治、外交和社会层面，美欧许多高等学府强化当代中国研究（或称中共研究），他们获得巨额辅助，提高研究水平、加强师资；他们探讨文革的源起和中共高层的权斗；他们倾力研究《毛泽东思想》，西方大学里的《中共研究》变成显学，独领区域研究的风骚。

　　不少在1980年代开始名扬学界的年轻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几乎都是受到文革与越战的影响而投身于当代中国研究，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哈佛中国政治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裴宜理于1948年生于上海（曾祖为黑船事件的培理准将，父母为大学教授），成长于日本，回美国读大学，热中反战运动，她说她未能亲睹文革，就跑到邻近的台湾学中文，1978年获密西根大学博士，论文题目是《华北的造反派和革命份子，1845至1945》。

　　裴宜理曾做过哈佛费正清中心主任，对近代中国的地方暴动研究，具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明年将出任“亚洲学会”会长。

　　十年文革在中国造成了空前浩劫，但在海外却出现了一些正面的影响。距离产生美感，“橘化为枳”，远离历史现场的西方世界因文革之祸而得文化与外交之福，这是中西互动过程中的历史意外。（文：台湾《中国时报》林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