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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是“进化论”者吗?(3)

核心提示: 康有为认为:据乱世是有“私争”的;到了升平世,则“人不加我,我不加人”,这里的“加”是强加的意思;到了太平世,则是不分国家,不分人种,“皆同体同胞”,是“最恶竞争”的,如果还要竞争,只能是在“仁”、“智”两方面的竞争;而达尔文被批为“妄谬而有一知半解者”,“天演之说”被批为“此其大罪过于洪水甚矣”。

  “暗合”:被推定的进化论者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康有为不是进化论者;但学术界众多学者却推定康是进化论者,我以为,他们很可能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

最早称康有为是进化论者的,是梁启超。1901年年底,梁在《清议报》发表《南海康先生传》,称言:

“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先生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以为中国始开于夏禹,其所传尧、舜文明事业,皆孔子所托以明义,悬一至善之鹄,以为太平世之倒影现象而已。又以为世界既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之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其说主于循环;《春秋》言据乱、升平、太平,其说主于进化。二义正相反对。而先生则一主后说焉。又言中国数千年政治虽不进化,而社会甚进化。政治不进化者,专政政体为之梗也;社会进化者,政府之干涉少而人民自由发达也。先生于是推进化之运,以为必有极乐世界于他日,而思想所极,遂衍为大同学说。”

这一年,恰是康有为从槟榔屿转居大吉岭,遍注群经,撰写“大同三世说”的理论著作之时,梁启超却开始通过自学日本语来系统地学习西学,写下了《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和《卢梭学案》。从后来的结局来看,梁启超撰《南海康先生传》,是对其师的告别,稍稍有点“谢本师”的意味。此后他在思想上与其师分道扬镳。在这篇仅用48小时、成文近两万言、以“Paintme as I am”(“勿失吾真相”)为目标的传记中,梁启超用刚学到手的西学知识,将其师描写成无师自通的“西学”大家。除了“进化派哲学”外,梁还称康的哲学为“博爱派哲学”、“主乐派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上面的引文,梁启超一口气用了9个 “进化”,又用了 “进步”、“退步”、“循环”等词,但可以明显的看出,这里面谈到的“进化”都是“进步”的意思,与达尔文、赫胥黎根据生物学所建立的 “进化论”,没有太多的关系。也就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又称:

“……虽然,所述者,则皆先生之言,而毫不敢以近日所涉猎西籍,附会缘饰之,以失其真也。此等理想,在今日之欧美,或不足为奇,而吾独怪乎先生未读一西书,而冥心孤往,独辟新境,其规模如此其宏远,其理论如此其精密也,不得不叉手赞叹曰:伟人哉,伟人哉!”

梁称康“未读一西书”,以“冥心孤往”而达到了“博爱派哲学”、“主乐派哲学”、“进化派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的境界,达到了与“今日之欧美”相同的境界。

1902年3月起,梁启超开始在《新民丛报》连载其重要著作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至 1904年 12月,刊出该著的最后一篇,谈“最近世”之学术:

“……南海则对于此种观念,施根本的疗治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暗曶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

梁启超再次将“大同三世说”认定为“进化之理”,再次肯定其是在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由康独立“发明”的,没有受到严复《天演论》影响的本国产品。

1903年春,康有为离开印度大吉岭,开始其全球旅行。1904年来到英国,前面已提到他访问了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这一年的秋天,康在英国伦敦参观了 “生物史院”。(他在《英国游记》称“生物史院,英音曰呢虎希士拖利”,从发音和描述来看,应是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即自然历史博物馆。该馆位于伦敦海德公园之南的克伦威尔路,是一处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康详细地记录了馆中的收藏、展示和他本人参观过程,面对达尔文、赫胥黎的石像,而对进化论发表了一番感叹:

“此院生物诡状异形,不可胜录,姑举其至异者,以资考识新理耳。入门即见达尔文、赫胥黎石像,为之欣悦,如见故人。赫君发天演之微言,达生创物化之新理。哲学既昌,耶教上帝造人之说遂坠。他日大教之倒以区区生物之理,此破落之所关,亦至巨哉。二生之说,在欧土为新发明,然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皆在天人自然之推排,而人力抗天自为之,已与暗合,与门人多发之。故于二生但觉合同而化,惟我后起,既非剿袭,亦不相师。惟二生之即物穷理发挥既透,亦无劳鄙人之多言也。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只有契合昭融而已。然子思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栽者培之,倾者复之。’赫生天演之义也。庄子曰:‘程生马,马生人’;‘万物皆出于机,入于机。’达生物生人之说也。吾华先哲其先发于三千年矣。何异焉!”(《英国游记》)

康明确提出:“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已与暗合,与门人多发之”。此中的“门人”,包括梁启超,此中的“暗合”,与梁的说法相一致,“既非剿袭,亦不相师”。康进一步地指出,子思的“天之生物”,即是赫胥黎的“天演”之说;庄子的“程生马”,即是达尔文的“物生人”(人类起源)之说;中国的哲人领先西方三千年。

子思的“天之生物”,见之于《礼记·中庸》,其文曰: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篇》,郑玄认为是孔子之孙之思所著,故康有为称“子思曰”,尽管这段话一般认为是孔子所言。其大体意思为歌颂舜的德行。“必因其材而笃之,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一般解释为:“天”根据各物材质的美恶而施行有别,该栽培者加之于优育,该倾覆者则予以覆没。康在《〈中庸〉注》中将之称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孔子发

天因之理以劝之,竞于大德,而后克受天休也。”庄子的“程生马”,见之于《庄子·至乐》,其文曰:

“种有几,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这一段话,又见于《列子·天瑞篇》,文字有相异之处。然《列子》一直被疑为伪书。其大体的意思是:物种有其微小之生物为“几”,然后变成了各类植物,然后变成了各种动物,然后出现了 “青宁”(虫),“青宁生程(豹),程生马,马生人”;人和万物由“几”发生,最后又回归于“几”(机)。这是极富哲理、极有智慧的描述,却又是无法说明白、无法去证实的。且不论由“几”到“几”(机)的整个往返过程,即便是“马生人”之一变,全部的自然历史皆可证实其非。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揭示的物种与人类起源,与《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造”说形成了巨大的对立,这在当时是最大关注点和争论点,亦非“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的东方智慧即可消解。康用中国的传统经典来解说达尔文、赫胥黎的学说,正表明他对达尔文、赫胥黎以及进化论学说的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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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康有为 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