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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是“进化论”者吗?(2)

核心提示: 康有为认为:据乱世是有“私争”的;到了升平世,则“人不加我,我不加人”,这里的“加”是强加的意思;到了太平世,则是不分国家,不分人种,“皆同体同胞”,是“最恶竞争”的,如果还要竞争,只能是在“仁”、“智”两方面的竞争;而达尔文被批为“妄谬而有一知半解者”,“天演之说”被批为“此其大罪过于洪水甚矣”。

  不能因其主张进步,便称之受西方进化论影响

人类的历史是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描述了这一事实。中国的古代典藉,包括儒家的经典,对此都有相应的记录。绝大多数人阅读中国典籍,不难得出历史进步的结论,尤其是中国早期历史。这是历史的进步说,与进化论不同。

人类对历史的解说有着各种差别,不在于认定历史是否进步,而在于解释历史进步的原因不同。儒家历史学家将“三代”的辉煌描绘成圣人的功绩、圣道的功用,即如孟子所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

康有为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出版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两部书,全面阐述其 “孔子改制说”,亦初步揭示其 “大同三世说”,但没有详细展开。“大同三世说”是主张历史进步的学说,不能因其主张进步,便称之受到源自西方的进化论之影响。

康有为的 “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按照康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主要是《春秋》及《公羊传》、《礼记》(尤其是《礼运篇》、《中庸篇》和《大学篇》)、《易》、《孟子》、《论语》等文献,以留待“后圣”之发现;泰西各国的哲人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有所施行,此即前面提到的梁启超致严复信中所言:康对梁称 “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也”,“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之意。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他从1884年(光绪十年)便发现了“大同三世说”,这一说法很难予以证实。到了戊戌(1898,光绪二十四年)年间,康的“大同三世说”基本思想,应是大体形成。由于康有为曾向梁启超等弟子传授过“大同三世说”的基本内容;从梁启超等人此期的著述中,可以略知其详。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秋,康有为从新加坡移居槟榔屿。此时,康发动的“庚子勤王”已经失败,对现实政治也陷于绝望,重返思想与学术之园地。1901年冬,为改善居住地的气候,康移居印度大吉岭,至1903年初夏离开。旅居槟榔屿、大吉岭两年多的时间,是康一生中最为从容休闲之时。他遍注群经,写了《〈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和《大同书》。注释是当时儒学者表达自己思想的主要写作方式,康的“大同三世说”亦通过这些著作,从思想观念而落实到了具体的文字。进化论的学说也开始为康有为所运用。

康有为在《〈礼运〉注》中 9次使用“进化”一词,在《〈孟子〉微》中使用了 21次,在《〈中庸〉注》中使用了 11次,《〈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使用了40次,在《〈论语〉注》使用了 21次。以上的五部著作,“进化”一词共使用了 102次。(《〈大学〉注》现仅存序文;《大同书》后有很大的增改,我放在后面叙述)从康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他在绝大多数语境中将“进化”一词当作“进步”的概念来使用。我在下面举三个例子。

先来看《〈礼运〉注》。该书是康有为对《礼记·礼运篇》的注释,是“大同三世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完成于1902年3月。《礼运篇》最重要的一段,是“大同”,文曰: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段话,正是康 “大同三世说”的核心证据,也是核心内容。康在注释时,3次使用“进化”一词: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

“故公世,人人分其仰事俯畜之物产财力,以为公产,以养老、慈幼、恤贫、医疾。惟用壮者,则人人无复有老病、孤贫之忧。俗美种良,进化益上,此父子之公理也。分者,限也。男子虽强,而各有权限,不得逾越。岿者,巍也。女子虽弱,而巍然自立,不得陵抑。各立和约而共守之,此夫妇之公理也……”

“然人之恒言曰:天下国家身,此古昔之小道也。夫有国、有家、有己,则各有其界而自私之。其害公理而阻进化,甚矣。惟天为生人之本,人人皆天所生而直隶焉。凡隶天之下者皆公之,故不独不得立国界,以至强弱相争。并不得有家界,以至亲爱不广。且不得有身界,以至货力自为。故只有天下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

以上康的引文,为了节省篇幅,我只摘其要,没有引全。引文的第一段与第三段,康使用 “进化”一词,指的是“据乱”、“升平”(小康)、“太平”(大同)三世之更替,是由孔子发明的,应与达尔文、赫胥黎的学说无涉;且若将“进化”一词改为“进步”、“变化”、“更替”等词,意思也是相同的。第二段的情况比较复杂,康有为使用了“俗美”、“种良”两个概念(康在后文称“化俗久美,传种改良”)。“公世”与“公产”,似属“俗美”;康也提及“壮者 ”,以 及 “强 ”、“弱 ”的 概念,但没有具体谈到如何达到“种良”。此处的“进化益上”是否属人种学或生物学上的 “进化”,从康自己的说法中还是难以确定的。

再来看《〈孟子〉微》。该书是康有为对《孟子》一书的注解,也是“大同三世说”的重要著作之一,完成于1901年12月。《孟子·滕文公》中谈到了中国早期的历史发展,称言:

“……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尧)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睱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孟子从“劳力”、“劳心”之别,而引发出来一大篇中国早期历史发展进程的言说,将历史进步的动因,归结于圣人(尧、舜、益、禹、后稷、契、皋陶)的功绩。康有为作注称:

“草昧初开,为大鸟兽之世,及人类渐繁,犹日与禽兽争。今亚、非洲中央犹然,且大兽伤人尤多。今印度,岁死于虎狼者数万计,可知人兽相争之剧。中古人与人争地,故以灭国俘虏为大功。上古人与兽争,故以烈山泽、逐禽兽为大功。尧、舜之时,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至周公时,尚以兼夷狄、驱猛兽为言。今则中原之地,猛兽绝迹,田猎无取,此后人道大强,兽类将灭。盖生存竞争之理,人智则灭兽,文明之国则并野蛮,优胜劣败,出自天然。而所以为功者,亦与时而推移。野蛮既全并于文明,则太平而大同矣。猛兽既全并于人类,惟牛、马、犬、羊、鸡、豕,豢养服御者存,则爱及众生矣。此仁民爱物之等乎?国之文明,全视教化。无教之国,即为野蛮。无教之人,近于禽兽。故先圣尤重教焉。五伦之立,据乱世之人道也。生我及我生者为父子,同生者为兄弟,合男女为夫妇,有首领服属为君臣,有交游知识为朋友,此并世相接之人天。然交合之道非强立者,圣人但因而教之。父子天性也,故立恩而益亲。兄弟天伦也,故顺秩而有序。男女不别,则父子不亲。太古男女随意好合,夫妇皆无定分,既乱人种,又难育繁人类,故特别正定为夫妇,以定种姓而传嗣续。若君臣无义,则国体不固,而不能合大群。朋友无信,则交道不行,而无以成群会。凡五伦之设,实为合群之良法也。而合群之后,乃益求进化,则自有太平大同之理。”

这是康有为著述中最接近于进化论的言词,故将之尽量引全。然若细细考察,不难发现,康有为所言“生存竞争”,实际上说的是“文明”战胜“野蛮”;“教化”、“五伦”是“先圣”所制,方能至于“合群”(即组织群体乃至于国家);进化的阶梯则由“乱世”而逐次走向 “太平”、“大同”。这些与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学说,仍有着明显的差异。

再来看《〈论语〉注》,完成于1902年 4月。《论语·八佾》中有一段话:“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康有为在注释中大大加以发挥,其中宣称:

“……《公羊》称孔子为文王,盖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非尚质退化者也……”

康直称孔子 “文明进化之王”;若以此论,“进化”本是由孔子发明的。此后,康有为于1904年参观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作《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称言:

“……知吾国教最文明、最精深,然后吾种贵;知吾国产有教主,道最中庸、最博大、最进化、最宜于今世,可大行于欧美全地,莫不尊亲,然后吾种贵;知吾国有最盛美之教,有神明圣王之教主,我全国及各教宜尊奉之,庶将来使大地效之拜之,如欧人之尊敬耶稣然,然后吾种贵。”

“监布烈住”,Cambridge,剑桥。“华文总教习”,汉学教授。“斋路 士 ”,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翟理思(又译作翟理斯),是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这个时候的康有为,已经周游各国,继续宣称孔子是“神明圣王之教主”,孔子学说是“最进化”、“可大行于欧美全地”。而英国恰是达尔文、赫胥黎的故乡。

我曾经仔细地考察康有为此期 102处“进化”的用法,突出的感受是,康似乎从字面上理解“进化”一词,并对“竞争”有所保留。他可能通过间接读物而对“进化论”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学说的精义,似为不太了解。也就是说,康有为从中国史籍与孔子著述中得出的 “大同三世说”,与达尔文从自然观察中得出的物种进化规律,本属两途,也不能同归。“大同三世说”与源自西方的进化论,是两种外形有相似之处而学理并不相通的学说。据此,我以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并不是进化论所启迪、所催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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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康有为 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