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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如何看待合目的与合规矩?

核心提示: 朱熹(1130-1200年)是孔孟以后最杰出的儒家大师,致力于弘扬儒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分歧很大,有人尊其为“圣人”,也有人将程朱理学禁锢思想之罪归之于他,斥其为伪君子。1182年,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身份到台州视察灾情,与台州知府唐仲友展开了一场弹劾与反弹劾大战。

原标题:圣人还是伪君子

朱熹(1130-1200年)是孔孟以后最杰出的儒家大师,致力于弘扬儒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分歧很大,有人尊其为“圣人”,也有人将程朱理学禁锢思想之罪归之于他,斥其为伪君子。1182年,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身份到台州视察灾情,与台州知府唐仲友展开了一场弹劾与反弹劾大战。该案是考察朱熹是“圣人”还是伪君子的一个很好样本,至今学者仍为之津津乐道。

  永康学派唐仲友

唐仲友是何许人也,有什么特殊的本领,竟能引起朱熹如此的关注,以至于连续六次发动弹劾?这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唐仲友是“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派与朱熹代表的“闽学”的观点大相径庭,倡导功利主义,反对玄思。这种功利主义,在唐仲友的职业生涯中也有鲜明的反映。在台州任职期间,他颇有政绩,不但修建了中津桥、台州学宫,还修缮了白鹤山灵康庙,并准备修建桐山桥。正在这时,朱熹发动弹劾,唐仲友遭到罢免。

唐仲友的另一重要身份,是时任宰相王淮的金华同乡。许多人因朱熹弹劾唐仲友,矛头直指王淮,而把这起案件视为朱熹嫉恶如仇、不畏权势的例证。实际上,这并不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如果仅从人品看,唐仲友并不是一名贪官,更未戕害百姓,不但政绩颇佳,而且热爱慈善,即使被免职之后,仍为台州的修桥事业提供意见,四处募捐,最后连给自己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了。

  “闽学”与朱熹

朱熹六次弹劾唐仲友,虽然主要不是基于人品好恶,而是基于学派立场,基于“永康学派”的立场与自己所代表的“闽学”的截然对立,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确实抓住了后者的把柄。唐仲友在执政过程中,虽然态度上是积极进取的,但为了获得利民的政绩,认为只要达到目的即可,而采用了一些违法的手段,这是这场弹劾与反弹劾之争中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尽管唐仲友并非贪官,其钱财也主要用于慈善,为百姓谋取了不少福利,而非自己享用或挥霍,但他获取钱财的手段却屡次遭到人们的质疑。也正是出于与“永康学派”截然不同的立场,使朱熹敏锐地发现了唐仲友的重大缺陷:事功精神说来好听,但归根到底是一种“合目的主义”,不太注重过程的合法性、合规性。朱熹坚持弹劾唐仲友,关键在于他抓住了后者忽视过程这一短板。

在利民与违法之间,唐仲友敢于触碰底线,看似因为宰相王淮的庇护,更重要的原因是“永康学派”的事功精神。然而,利民与违法的矛盾,终究无法长期掩盖,一旦被人举报,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裂。王淮是有名的贤相,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他对唐仲友的庇护也是有限度的。朱熹更是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以为民谋福利为由,触碰法律的底线,先例一开,他人群起效仿,法律就会沦为一纸空文,违法乱象将无从纠察,更不必说还有许多真正的贪腐之徒,打着各种利民的幌子公然违法呢!

  圣人与伪君子

唐仲友虽然不是坏人,只是按照自己认同的思想,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很多人同情他的遭遇,为他喊冤,也确实情有可原。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认为朱熹是伪君子,无中生有,挑衅权贵,博取声誉。持这种观点的人,或许是被“永康学派”的事功精神迷惑了,认为只要行为合乎合理的目的,即使触碰法律的底线,也是可以容忍甚至鼓励的。

唐仲友的不幸只不过在于,他遇到了朱熹这位堪称“史诗级”的对手。大多数官员忌惮宰相王淮,哪怕明知唐仲友的行为有瑕疵,也不去与他计较。大多数旁观者则由于唐仲友的事功性和合目的性,原谅了他的违规取财。朱熹却是一位顽强的卫道者,虽然并不反对事功,但对于事功所采取的手段和是否违反规则却特别较真。他对自己的学术理念,有着比唐仲友更顽强的坚持,在他的连续弹劾下,唐仲友连桐山桥都没能修完,就被罢官回家了。

由“朱熹弹劾唐仲友案”可见,圣人之为圣人,并不在于能力比常人强,也不在于眼光比常人远,甚至也不在于是否心怀天下,而在于他们总是能够看到和想到,并且持之以恒地做到那些最为基本的东西。反之,伪君子可能能力比常人强,也可能眼光比常人远,甚至也可能做一些对民众有利的事,但他在获取声誉的同时,却往往触犯一些底线,这些底线极为基础,以至于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其重要性,这恰恰是社会良善和有序的基础保证。

作者:刘宗哲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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