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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严禁宦官干政”铁牌考

核心提示: 明太祖立铁牌这一说法的提出,实际上是明末外廷朝臣出于反对宦官干政的需要,将太祖树立为严禁宦官干政的典型,并以此建构宦官干政不合法的话语,以祖制为名向皇帝和宦官施压的做法。但是,为了强化祖制的权威,他们找出了被广泛征引,却事实模糊不清,考证无由,人云亦云的“铁牌”作为论据。

明太祖立铁牌这一说法的提出,实际上是明末外廷朝臣出于反对宦官干政的需要,将太祖树立为严禁宦官干政的典型,并以此建构宦官干政不合法的话语,以祖制为名向皇帝和宦官施压的做法。但是,为了强化祖制的权威,他们找出了被广泛征引,却事实模糊不清,考证无由,人云亦云的“铁牌”作为论据。

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在严禁宦官擅权方面明清两代一脉相承,清代严驭宦官深得明代精髓。明太祖朱元璋铸造铁牌严禁宦官干政这一传说被清代统治者付诸实践,并通过纂修《明史》将其进一步强化。

《明史》中关于“严禁宦官干政”铁牌的记述

明代是中国古代“宦祸”严重的朝代之一。

明代以降,学者在总结明代宦官擅权的经验教训时,认为明太祖“严驭”宦官,并且制定了相应的“祖宗之法”禁止宦官干政,尤其是学者不断引述明太祖谕令铸造“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的禁令铁牌悬之宫门的记述,作为明太祖严禁宦官干政的有力论据。关于明太祖朱元璋铸造铁牌的记述主要来自于“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明史》中有三处述及铁牌。《明史·职官三》道:“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明史·宦官一》道:“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袁洪愈传》中记载:“南京御史谭希思疏论中官、外戚,且请循旧制,内阁设丝纶簿,宫门置铁牌。”此后,这一典故因《明史》的记述而显得更加真实、可靠。后世的史家、学者不断引用《明史》中的记述来支持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的观点。

明代严禁宦官干政铁牌的真实性存疑

明洪武五年(1372)六月,太祖朱元璋定内官禁令,严禁宦官在宫城内相互漫骂、斗殴、心怀恶逆、出不道之言等行为,禁令中并没有禁止内官干政的内容,明太祖也没有谕令将此内官禁令铸造在铁牌上。当月,朱元璋也确实命工部铸造铁牌,并命人将铁牌悬于宫中,但铁牌上镌刻的却是戒谕后妃之辞,与严禁宦官干政无涉。《明史》记载铸造铁牌的时间为洪武十七年。《明太祖实录》中却无洪武十七年铸造铁牌的相关记载。《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七年七月,朱元璋敕谕内官不要干预外事,各衙门不能与内官监有直接的文移往来。此后,禁止宦官交接外臣、干预外事的禁令被明代历代统治者奉行。

万历十二年(1584)六月,南京福建道试御史谭希思上奏疏,疏请万历皇帝防微杜渐,杜绝宦官干政,仿照祖宗故事恢复铁牌。疏入,亲政已两年的万历皇帝对疏内所提及的铁牌茫然不知,命南京督察院究问谭希思奏疏内所言铁牌的源流。南京都察院不敢怠慢。八月,南京都察院向万历皇帝奏报,南京福建道御史谭希思称《宪章录》内记载,洪武五年六月,朱元璋定内官禁令,命工部造红牌,镌戒宦官,悬之宫门,铁牌现在荡然无存。万历皇帝认为在本朝的典章制度内没有记载该制度,谭希思的奏疏不足信,将谭希思降为杂职。《宪章录》成书于万历元年,作者是薛应旂。该书成书后,在明代广为流传。明代以来不同版本的《宪章录》中亦没有此记载。胡丹考证,谭希思的奏疏是建立在野史传闻上的。“所谓禁阉铁牌,既不存实物,典章亦无考,惟嘉靖后期诸家私史多记之,至万历中已广为传信。”此外,现存万历以前的明代文献中亦没有与这块铁牌相关的记述。《明实录》中所载关于铁牌、内官禁令的内容、时间都与《明史》中的记载全不相符。朱元璋铸造严禁宦官干政的铁牌很有可能是明代中期人们臆造的产物,臆造的内容从街谈巷议中逐渐进入私家史乘。明代朝臣出于斗争的需要,自己创造了一个禁止宦官干政的祖宗之法。这一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描绘越真实。晚明学者黄景昉对此持谨慎的态度,在其所著《国史唯疑》中道:“相传洪武初,铸有铁牌三尺许,镌八字其上曰:‘内臣不得干预朝政。’”

如果朱元璋谕令铸造的这块铁牌存在,这块铁牌应该是在明初的国都南京。至于明代迁都北京时这块铁牌是否一同被搬到北京,还是留在南京,如何消失,都缺乏文献记载。既然明人臆造出这块并不存在的铁牌,他们对铁牌的去向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由于铁牌是臆造的,铁牌的去向缺乏史料记载是必然的,铁牌的去向也应该是臆造的。明代的皇帝都不愿担上破坏“祖制”的罪名,不可能主动去毁坏铁牌。而与其利益攸关的宦官却背上了毁坏“祖制”的骂名。据说正统年间此牌尚存,为名正言顺地掌权,王振在正统七年(1442)公然毁去铁牌。这一说法却缺乏证据。

铁牌与清代严禁宦官干政话语权的建构

清承明制,清初,统治者在严驭宦官方面缺乏实践经验,需要向明朝学习,清朝统治者显然对这一传说深信不疑。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顺治皇帝命工部立内十三衙门铁牌。顺治皇帝的敕谕承认设立宦官的必要性,总结历史上宦官干政的教训,列举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宦官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图谋不轨、陷害忠良等不法之事,并引以为戒,敕谕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宦官中“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顺治十五年二月,顺治皇帝给吏部的谕文中重申设立铁牌,禁止内监衙门官员交通外廷。康熙七年(1668)正月,建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中亦提及“阉寺不使外交,立铁牌示禁”。

张廷玉等大臣在修《明史》时,显然翻阅过《明实录》。除此之外,诸多私家史乘也是《明史》修撰的资料来源。至于张廷玉等人为何采信私家史乘的记载而不采用《明实录》中的记载,原因不得而知,但官方修史为统治阶级服务这一原则在清人修《明史》时体现得淋漓尽致。张廷玉等人将朱元璋铸造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这一传说修入官方正史《明史》。

总而言之,明王朝开国之君朱元璋严驭宦官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从洪武朝开始,宦官就在皇帝的支持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并逐渐在监阁共理的政治体制中与外庭朝臣分庭抗礼。明太祖立铁牌这一说法的提出,实际上是明末外廷朝臣出于反对宦官干政的需要,将太祖树立为严禁宦官干政的典型,并以此建构宦官干政不合法的话语,以祖制为名向皇帝和宦官施压的做法。但是,为了强化祖制的权威,他们找出了被广泛征引,却事实模糊不清,考证无由,人云亦云的“铁牌”作为论据。清初,统治集团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制度构建过程中,将明代传说的铁牌内容付诸实践,并利用修史的机会,将明代尚存争论的这一故事坐实,进一步强化了禁止宦官干政的合法性。清朝统治者也确实在反对宦官干政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进一步强化了明太祖谕令工部铸造铁牌严禁宦官干政这一说法的真实性。

《明史》对于铁牌存在的采信,与清人的历史书写不无关系,但是能否作为铁牌真实存在过的切实证据,依然有值得商榷之处。

作者:王少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