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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作品看古人生活:事事皆可入诗

核心提示: 文学的生活化,是指文学创作不仅出于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是作为社会生活行为而存在,创作目的直接指向现实生活,而不是文学自身。

文学的生活化,是指文学创作不仅出于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是作为社会生活行为而存在,创作目的直接指向现实生活,而不是文学自身。中国文学的这一本质特征,不仅是中国文学自身规律形成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原动力。因而,把握中国文学的生活化本质,是摆脱20世纪西方近代文学观对中国文学研究造成的困境的关键所在。

从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文学也有审美追求,但不管是理论家还是中国文学的作者,从来不曾认为文学是为审美、为文学的,而是更多地将文学当作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手段,绝大多数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中国文学也因此形成了生活化的本质特征。这主要表现于下列几方面:

一、以文求官。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文求官的传统。战国策士游说君主,阐述政治、外交主张,以谋取职位。这游说之辞整理成文,便是《战国策》中的文章。当时也有不少策士并没有向君主面陈己见,而是通过书信对君主进行游说。如《秦策一》载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从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可以看出,苏秦游说基本上是以上书的形式进行。汉代自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见知于汉武帝,作赋以求仕进便屡见不鲜。六朝受士族情趣的影响,历代帝王都喜爱文学,故献诗、献赋以求仕进亦不在少数。如鲍照献诗刘义庆,“寻擢为国侍郎,甚见知赏,迁秣陵令”。于是,“学而优则仕”遂演变为“写而优则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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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朝开始,科举制度通过诗文选拔官员,由此产生了士人以诗文备考的行为。如白居易《策林序》说自己为应举,曾和元稹等在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唐代之后,这种备考行为更为普遍。《金史·选举一》载:“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三月一私试,以季月初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全元杂剧》载无名氏《张公艺九世同居》云张狂、李奈应举,贡官云:“你来应举,会吟诗么?”张狂云:“会吟诗,会课赋。”可见元代以诗文会课也是普遍现象。清代,这种为应举而平时以诗文会课的状况依然不改。如《曾国藩文集·家教篇》说,家中“男近与同年会课作赋,每日看书如常,饮食起居如故”。

二、以作诗文为官员职守。中国古代,士大夫首先是以官员的身份活跃在社会之中,故向帝王陈言献策,以文学来歌功颂德,进行讽刺和教化,也是他们职责所在。中国古代的文体中,官员写作行政公文类文章是必不可少的,诸如奏、议、章、书、表,等等。《尚书》中的那些典、谟、诰、训、誓、命的写作,都出于史官之手。春秋时的百国春秋及《左传》《国语》的写作也都是史官的职责。战国诸子中如《商君书》《管子》等也都是职官所为。而田骈、慎到、荀子、邹衍、淳于髡在齐国稷下学宫,被齐宣王“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其创作也是职官行为。所以,章学诚说先秦“以文字为著述,起于官师之分职,治教之分途”。

魏晋以来,诗赋的功用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但职官对诗、赋的政治功用仍没有忘记,如《晋书》说庾羲“至郡献诗,颇存讽谏”。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强调诗文应“补察时政”。但以诗文讽谏并不只有白居易。宋元以来,这一传统依然得以保持。如《宋史》卷四七九说西蜀欧阳迥“尝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以献”。《明史》卷二八五载高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同书卷六一载明代乐府“所奏《神降祥》《神贶》《酣酒》《色荒》《禽荒》诸曲,凡三十九章,命曰《御銮歌》,皆寓讽谏之意”。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三、以诗文交际。礼有“无辞不相接”和“礼尚往来”的规定,故诗在西周就开始用于人际交往。清华大学竹简中有《夜》一简,载武王诗赠周公,也载有周公的答诗。汉以来,诗文广泛用于人们的人际交往,赠和、问答、送别类诗歌在先秦的基础上有了极大的发展,其种类除赠、和、答、别外,还有应制、奉和、寄、酬、饯、贺、悼、贻、问、挽词、谒、谢、献、投、示、上,等等。这类诗词,不外乎对特定对象表示赞美、劝勉、怀念、祝贺、哀悼、要求、邀请,或诉说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说明某一问题。如宇文少府赠李白以桃竹书筒,李白作《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答谢。“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酝美酒以待白”,李白作《赠汪伦》诗示谢。李侍御被贬郴州,刘长卿作《送李侍御贬郴州》为其送别,以示同情。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表示希望得到张九龄的引荐。《全唐诗》收录将近五万首诗,而这类诗歌大概有三万首之多。王维的诗歌共有四百多首,而这类诗歌有二百七十多首,可见其数量之大。

四、以诗文娱情遣兴。以诗文娱情遣兴在先秦早已有之。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诸赋,都是娱楚襄王之作。汉代的诸多赋作,也具有娱乐的性质,《汉书》卷六四下载汉宣帝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汉代之后,以诗文相娱、自娱也是文人生活的一种风尚。陶渊明《饮酒诗序》说自己“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陈书·文学传》载阮卓“退居里舍,改构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宾友,以文酒自娱”。《北史》卷四五载,梁祐“好为谈咏,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此后的唐、宋、元、明、清各代,文人集会、宴会、结社等,都免不了以诗文相娱,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宴饮、奉和酬唱之作。

中国古代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娱乐诗文,而且产生了一些旨在娱乐的诗歌形式,如唱和诗、赋得诗、联句诗等。所谓唱和诗,即古代用来相互酬唱的诗。赋得诗即以摘取古人成句为诗题,或以当下景物为诗题。联句诗即每人一句或两句,多人连续创作的一种诗体。这类诗歌既有交际的性质,也有娱乐的性质,多被认为是游戏诗体。六朝以来,唱和诗、赋得诗、联句诗的创作很是兴盛。如六朝的现存诗歌,题中标有“赋得”者共一百一十多首。《全唐诗》中,赋得诗也有二百多首。而唐代的唱和诗集就有三十多种。其中元稹和白居易唱和诗集《因继集》共收诗314首。据《通志》卷七十载,唐代《渚宫唱和集》有二十卷,《唐名公唱和集》有二十二卷。宋代的这类诗亦不在少数,如杨亿《西昆酬唱集》有二卷,欧阳修《礼部唱和诗集》有三卷,邓忠臣《同文馆唱和诗》有十卷。

五、以小说、戏剧作为一种生存、生活方式。宋元时代的话本、戏曲作者多为民间艺人。而民间艺人创作、演出小说、戏剧,更多是为了生存。据胡士莹统计,仅《醉翁谈录》所著录的宋人说话名目,如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和其它一些题材的,多达117种。明代的话本见于《宝文堂书目》《三言》《二拍》《石点头》《西湖二集》《醉醒石》等,共计达217种。陈文新、闵宽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载朝鲜后期(明朝时)文人李相璜说:“中国人多为小说。余见正阳门外册肆,堆积满架,而大半是稗官杂说。盖江南、西蜀举子应举上京,见落者路远不得还,留待后科,作小说印卖以资生,故其多如是。”说明很多小说的创作,确是为了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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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如明代盛行宫廷庆赏剧,或为祝寿、或为节庆而创作和演出。明代的节庆名目众多,《明会典》卷七十二载:“明制,圣节、冬至、正旦朝贺罢,祭祀会庆成、耕籍礼毕、进实录等书籍,进士传胪,武举开榜后,四夷朝贡时,俱设宴用乐;东宫寿日、朝参、婚嫁、冠礼以及一应节庆,如立春、元宵、四月八、端阳、重阳、腊八等,同。”庆赏剧大都是为这些节庆而写的,故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经验。沈德符《顾曲杂言》载:张凤翼“以丙戌上太夫人寿,作《祝发记》”。知《祝发记》是张凤翼为母亲祝寿而作。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或为求仕,或是所任官职的职责所在,或为交际以扩大生存空间,或为娱乐性情,或为生存方式,这些作品原本都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体现出生活化的特征。

来源:《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杨德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