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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字画上到处题字钤印 乾隆原来别有心机

核心提示: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以风雅自居的皇帝之一,他爱收藏和鉴赏,尤喜在画上题诗、钤印,原紫禁城所藏历代古画,大部分都留下了乾隆的墨迹,学者每谓其破坏了画作。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以风雅自居的皇帝之一,他爱收藏和鉴赏,尤喜在画上题诗、钤印,原紫禁城所藏历代古画,大部分都留下了乾隆的墨迹,学者每谓其破坏了画作。乾隆的题画诗,也许并不具备多么高超的艺术水准,但却是考察乾隆思想与情感的有效途径。与一般题画诗关注作画者的精神不同,乾隆的题画诗有很强的干预意识,他不关心作画者的意图,而热衷于借题画诗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观点。

乾隆汉服画像

作为入主中原的统治者,乾隆和他的皇室成员需要“优雅”的汉文化,但是又不甘心受汉文化同化。在实体上占有皇宫内大量古画收藏的同时,乾隆把自己的意愿加于这些画上。这些画原本蕴含的士人精神,让位于皇帝一己之好,甚至这些画也成为宣扬皇帝旨意的载体。据笔者所见,乾隆读画时,其思想、观点与原画形成巨大反差的,莫过于山水画。而乾隆对文人山水画“隐逸”主题的改易,集中体现在文徵明山水画的“御制”题画诗中。

文徵明(1470—1559)是明代著名画家。嘉靖甲申(1524)二月,文徵明来京第二年,作《燕山春色图》。此画在中心位置设简陋的茅屋,屋内两人对谈。远山脚下,画幅的边角位置,隐隐露出红色的楼阁。画的主旨是表达不胜朝廷应对、向往回归山林的“市隐”情趣,即文徵明自题诗所云:“屋角疏花红自好,相看终不似江南。”而乾隆以为:文徵明既已“待诏金马门”,何以还要梦回江南?“东华尘爱软红酣,待诏金门衣脱蓝。既忆江乡味好,何来鹏翼此图南。”他对“燕山春色”不置一辞,却直接质疑心思淡泊的文徵明。他是颇不待见士人的山水隐逸观的。

文徵明《琴鹤图》中,主人山中隐居,门前白鹤驻足,友人携琴来访,文徵明自题诗:“流水高山堪寄兴,何须城市觅知音。”已点明知己相会的地点在山水之中。而乾隆径自将两人会面的地点改为私人庭院,且将山中白鹤牢笼于庭院之内:“萧斋绿树盖重阴,家事无他鹤与琴。”宾主寄托在高山流水中的“雅趣”被“家事”取代了。“家中”有鹤有琴,乾隆因之夸耀主人优裕的物质生活。“山水”不再是士人精神世界中的理想之地,而成了富足人家的家居所在,山水画一变而为世俗生活图景的写照。

文徵明《溪亭客话》 资料图片

山水既已改变其归属,画中的主人公,那些听泉听瀑、看花看山的“山中叟”“幽人”注定被重新安排事务,这事务均与“隐逸”无关。文徵明《溪亭客话》题云:“何人得似山中叟,对语溪亭五月凉。”山中人在飞瀑之下闲坐,文徵明对此不禁向往之至,而乾隆对山中人坐论“溪亭五月凉”则存有异议:“为爱泉声涤垢思,不簮不履坐厜。山庄曾学斯人听,却愧中涓供奉随。”(《御制诗》三集卷十二)在他看来,朝廷官员若有人学画中人听瀑,是要愧对朝廷供奉的。他解释自己不愿意耗费时间在山中,因为他心中还装有百姓。乾隆所作《听瀑》诗云:“安得无事人,对之究无始。得句即言归,勤民而已耳。”(《御制诗》三集卷二十八)因为有俗世的事务(勤民),所以不能做隐居之人。勤于民事是乾隆不赞同山水隐逸的一个原因,其中颇有一些自我标榜的意味。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记载,有明一代,士人喜用别号,以彰显个人情怀。别号图,即根据别号的用意作图,一般都是应朋友之邀而作。画作紧扣受赠者的“别号”,强调受赠者的情怀,表达彼此意趣的相知、相通。别号图或虚构山水,或在实景之上加以适当虚构,有实有虚,亦实亦虚,以“隐居”的旨趣为主要内容。不喜隐逸的乾隆常在题画诗中改变别号图的隐逸主题。例如,文徵明曾经为好友张恺作别号图,名之曰《一川图》。张恺,字惟德,号一川。《一川图》画面的中心是一川河流由远及近,江上帆影往来,暗示“回归”之意。江岸是绵延低缓的山,山上是错落的绿树,临江绿树之下,是整齐的茅屋;茅屋是隐居士人的辐凑之地,三三两两的人出现在茅屋之中;远处,是城墙的一角,浓密而又模糊的树影之中耸立着红色的高楼;城墙与高楼构成的城市景象处于画幅左端的边角位置,是画中人物离违之地。文徵明借此图表达好友张一川远离城楼朱阙、放任江湖的人生情态。《一川图》王穉登跋云:“入目多污浊,怜君操自清。”“独有鱼龙隐,更无风浪撄。”道出了张一川保持操守、选择归隐的用意。乾隆理应看到这个题款,但是他显然视而不见,或故意不予理会,而径自将自己的题画诗加于城墙朱阙之上:“三篙新浪雨初足,一川春水萦浅绿。夹溪几树吐绯桃,隐约人家在岩曲。老翁课子事始耕,幸有数顷良田沃。韶华遍布泽及时,比户已兆盈菽粟。披图恍睹太平风,卧游神往心相属。”文徵明山水画的美景让乾隆“卧游神往”,但原作“山水隐逸”的主题却被他“太平风光”的想象遮蔽了。在乾隆的题画诗里,画中闲坐的士人被阐释为乡居的百姓,“山水”成为真实意义的“村居”之所,“高人逸士”不涉世事的谈话被注解为父子相传的“农事”讲授。根据这样的情境,乾隆凭空想象出一片良田,完全超出画幅之外,由此扩展了“乡野村居”的范围,且用“农耕”生活取代了观山观水的隐逸之情。

不仅是对别号图中的山水隐逸主题无动于衷,乾隆甚至对“别号”也反感。乾隆三十一年,他曾下谕皇子不能自起别号,诗画落款亦禁用别号,因为别号是“师傅辈书生习气”,意即皇子起“别号”,是受皇子的儒学老师的影响,是“书生习气”的表现。在他看来,“别号”以虚名相尚,浮伪鄙俗,无裨实用。他自称从未私取别号,只是雍正帝在他二十二岁时给他取号“长春居士”,他自己则从未用以署款题识(《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六十)。

从上面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乾隆以帝王之尊题诗、钤印,旨在以他的解读代替山水画原作的旨趣。随着乾隆的题画诗被录入《御制诗》,并在全国范围内不加限制地刊行,乾隆对山水隐逸的态度逐渐影响到了文人臣子的诗画创作。对此,乾隆也许会感到几分得意。

来源:《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杨德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