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恃德者昌:秦灭六国是儒家德治思想的破产吗?

核心提示: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出自《史记·商君列传》,赵良劝说商鞅积德行善、明哲保身:“《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2016年4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弱肉强食有违时代潮流,穷兵黩武缔造不了和平,互谅互让才能带来稳定,坚守道义才能赢得持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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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出自《史记·商君列传》,赵良劝说商鞅积德行善、明哲保身:“《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於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不过,“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并不见于今本《尚书》。按照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说法:“此是《周书》之言,孔子所删之馀。”“孔子所删之馀”恐出于臆测,但以之为“《周书》之言”,当属有据。

自从跨入文明时代,中国就极其重视人伦关系,正如孟子所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但当时支配人们思想的,主要是传统宗教,也就是天命思想。到了殷周之际,以文、武、周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由殷之代夏、周之代殷的历史,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深刻、彻底的反思,发现并非“天命不僭”,而是“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甚至“天不可信”。至于夏、殷两代的废替,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原来,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据,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命,而是人的德行。在这方面,周初统治者可谓身体力行。史载虞、芮两国为争夺边界的土地闹得不可开交,便一起去找时为西伯的周文王评理。他们到达周国以后,发现“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于是十分惭愧,双双让出有争议的土地。这正是《尚书·周书》提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历史背景。

自此以后,尊德重道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和晋国大夫范宣子曾就什么是“死而不朽”各抒己见。叔孙豹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从“闻之”二字看,其下三语乃当时流行的格言,代表了时人的共识。为什么“立德”“立功”“立言”可以不朽呢?那是因为其人虽死,但其道德、功业、说教已被载入历史,为人们世代传颂,经久不灭。因此,如果说西方人的不朽存在于上帝的话,那么中国人的不朽存在于人们心中。“立德”居“三不朽”之首,可见中国人对道德的珍视。

春秋以降,诸子蜂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思想为儒家所发扬光大。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不但提出了一整套伦理道德思想,而且将其用于政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用道德治理国家,那么人民就会像众星朝斗那样维护君王和社会。孔子虽然不否定刑法,但他认为,德治更加根本。他曾将政令法治与道德教化做了一个比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约束人民,那么他们虽然也能免于犯罪,但会丧失羞耻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乐来约束人民,那么他们不但不会犯法,而且有羞耻心。短短数语,却包含着极其深刻的道理,是有人性论的基础的。人性有善有恶,政令刑法遏制阴暗的一面,道德教化发扬美好的一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以道德教化为根本。羞耻心就属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是道德的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纵然人民免于犯罪,但不可能树立起良好的道德风尚。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根源。

不仅如此,孔子还将“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思想用于处理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对于周边的蛮夷戎狄,孔子并不主张武力征服,而是坚持用文化和恩德去感召他们。他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孟子区分王道和霸道,更是对“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进一步阐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所以,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劝说那些国君行仁政,施王道,谆谆告诫他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然而,历史似乎和孔孟开了个玩笑——最终征服六国、统一天下的并非行仁政、施王道的国家,而是赤裸裸推行霸道的秦国。这是不是意味着儒家政治学说的失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思想的破产呢?且慢!我们不要忘记,秦王朝在历史上不过存在了短短15年,而正是由于弘扬儒家学说,继秦而起的汉王朝才得以长治久安!历史又一次印证了“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郭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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