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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书单”,永远不会落寞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简平

从晚清到20世纪初的各种报纸上,刊登有大量回忆叙述以往种种的文章,由于作者是当时的人,所写均为当时的事,亲历亲见亲闻,保证了文章的可靠性,并因而具有新鲜的语境以及丰富的细节,堪称研究近代中国的一手文献。然而,由于以往查找报纸资料的极大不便,这些文献大都湮没于报海当中,长期无法受到应有的重视。由张伟主编的“近代报刊文献辑录丛书”所收录的正是这些被遮蔽了一个多世纪、以近代上海为中心的珍贵文献。

这套丛书中的《名家书单》是孙莺的最新成果,收录了当时各界名人的读书书目,有开给别人的推荐书单,更多的则是自己的阅读心得,以及与书相遇的记录,不但能让专业研究者汲取众多新鲜史料、打开视野、大获收益,普通读者也可从中了解知识、心结顿开、获得阅读的快感。

一种相通的境遇

尽管读书是件很私人的事,但由于每个私人组成了大众,结果导致读书无论在何时何地,总是与时代、社会休戚相关

说起来,阅读是很私人化的,每个人阅历不同、背景不同、兴趣不同,自然读的书也不同,所以的确很难为别人做荐书之事,也由于私密性,甚至都不愿公开过多过细地谈及自己的书斋和藏书。我想,鲁迅先生当年之所以拒绝孙伏园为《京报副刊》开列“青年必读书”,盖因如此吧。正因为这样,在浩如烟海的民国报刊文献中遴选出一本《名家书单》来,实在很不容易。

不过,做“名家书单”倒是历来的传统,尽管九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弄出一个“梗”,可至今仍方兴未艾,而且没有受到纸质书在电子媒介冲击下疲软委顿的影响,显出愈盛之势。或许,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好奇心有关。人的好奇心无所不包,窥探名人的私家书单,看看他们都读些什么书,向来为人所乐道,我以为这没有什么不好。既为名家,总有不一般的地方,对于普通人来说,了解他们的阅读,乃至随之跟进,从小处说,能满足好奇心;从大处说,这是一种传播,跟随有人生阅历、有独立见解、有读书门道的名师大家进行阅读,乃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

名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现下,每每推出一本书,出版社总要拉来名家“联袂推荐”,看来并不是多此一举,名人效应还是有的。

其实,名人们的书单分散四处,常就是一瞥罢了,但是,一旦聚合成书,那就不一样了。我读《名家书单》颇感震动,感受到成规模后的浩荡和辽阔,恰如书中作家、翻译家胡山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集在一处,便可以成为洋洋大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迎面而来,一个时代的风气、风尚、风貌面目清晰得触手可及。原来,所有的阅读都是一种相通的境遇。

1935年,《青年界》杂志开设了“我在青年时代所爱读的书”栏目,我浏览了一下众多撰稿人的书单,发现虽然他们年龄、出身各异,专业领域不同,读的书却多有所雷同:《史记》《诗经》《牡丹亭》《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鲁迅的《呐喊》与《彷徨》,胡适的《胡适文存》,托尔斯泰的《复活》和《艺术论》;杂志则有《学生杂志》《小说月报》,而且还都强调这两份杂志换了主编,进行了革新,《学生杂志》改由杨贤江编辑,《小说月报》则改由沈雁冰编辑,而这两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这些互有重合的书单,很明显地打着时代的烙印,从中反映出当时被关注、被考虑、被鼓动的社会思潮。

由此上溯,就可以明白当初耿直的鲁迅先生为何拒绝开列“青年必读书”了,因为那时顽固、守旧的世风与他格格不入。这让我想到,尽管读书是件很私人的事,但由于每个私人组成了大众,结果导致读书无论在何时何地,总是与时代、社会休戚相关。

一种人生的索引

通过一个人读什么书,便可以看出其人及那代知识分子当年的思想状态和人生追求

如果我们可以从《名家书单》中发现读书是时事与思潮的投射,那么,我们更可以从每一份具体的个人书目中找寻到其人生的索引。

学者、作家、翻译家施蛰存先生写于1936年的《绕室旅行记》,趣味十足,他围绕自己的书斋做了一次“旅行”,并像导游一般悠悠扬扬地向读者介绍了他曾阅读过的那些杂志,而阅读那些杂志恰恰构成了他的人生历程。“旅行”从刚拿到的《宇宙风》杂志开始,翻完之后,袖手默坐,眼前书册纵横,不免闲愁潮涌。“书似青山常乱迭”,则书亦是山;“不知都有几多愁”,则愁亦是水。于是,生出“我其在山水之间乎”的感慨。

太息之后继续“旅行”,那是一沓沓的画报与文艺刊物,画报中最可珍贵的是巴黎印制的《真相画报》,印着许多有关辛亥革命的照片,而“我对于它最大的感谢,却是因为我从这份画报中第一次欣赏了曼殊大师的诗画”。在文艺刊物方面,则喜文明书局出版的三本《春声》,其篇幅每期都达四五百页,厚厚的一本,“是以后的出版界中不曾有过的事”。紧接着,“旅行”陡生悬疑,在一大批尘封的旧杂志中,居然发现了一个纸包。打开来一看,原是一份纸版,那是几年前与戴望舒、杜衡、冯画室一起为上海一家书局编辑的一本三十二开型的新兴文艺小月刊,那时费了两天的斟酌,才决定刊名叫作《文学工场》,“当时觉得很时髦,很有革命味儿”。不料,书局没有通过,戴望舒和冯画室前去交涉,最终带回来了这本文学小月刊第一期的全部纸型,“老板不敢印行,把全副纸版送给了我们!”

重新察看这始终未曾印行出来的《文学工场》创刊号的内容,一共包含着五篇文章:杜衡的译文《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冯画室的《革命与智识阶级》和翻译日本藏原唯人的《莫斯科的五月祭》,施蛰存的拟苏联式革命小说《追》,戴望舒的新诗《断指》。

“当我把这一包纸型郑重地包拢的时候,心中忽然触念到想把它印几十本出来送送朋友,以纪念这个流产了的文学月刊。”“旅行”至此,我想,我们可以找寻到施蛰存先生后来执着于编辑《无轨列车》《新文艺》《文饭小品》,尤其是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的人生索引了,而且我们还可以追溯到他以及他那代知识分子当年的思想状态和人生追求。

《名家书单》中,这样既生动有趣又不乏思想见地的文章还有很多。比如学者、作家许钦文的《〈新青年〉和〈新潮〉》,说自己先前并不爱读书,平日里做做手工、钓钓鱼,有一次忽然得到这两本杂志,让他知道了新文学,就此走上了小说创作道路。学者、教育家朱维之在《介绍四本书》一文里,推荐了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和郭沫若的研究专著《青铜时代》,认为前者有美的理想、美的情调和美的文字,可以借此接受审美熏陶;后者可以启发人们的批判精神,可知道怎样去“读死书”而不是“死读书”。

其实,1930年,也就是鲁迅先生拒绝开列“青年必读书”后的第五年,他的好友、教育家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考取了清华大学国文系,许寿裳请他为其儿子列一份书目,鲁迅先生还是以拳拳之情开列了12种书单,包括《世说新语》《全隋文》《唐诗纪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有史、有论,还有工具书,正是国文学习的入门书籍。鲁迅先生还附上了简明扼要的解说,如从《论衡》见汉末的风俗迷信,由《抱朴子外篇》看晋末的社会状态等。时至今日,这份书单对于有志读书的青年还是有很宝贵的建议。

一种摸得着的感受

不论阅读方式有何改变,阅读本身会是永恒的存在,人类文明的成果终将通过阅读得以传播和发扬

我觉得,人的阅读应该是贯穿一生的,鸿蒙初开之时,跟随名家书单读书,不啻为一条捷径。说实话,迄今我都很看重我所信任的国内外大师名家的书单,会从中汲取智慧;我还关注当下出版界、传媒界推出的各种最新书目,会从中得到有益的信息;当然,随着自己人生的展开,我也积累了自己的书单,并乐意在各种媒介上进行“阅读推广”,与爱好读书的朋友们分享。

我承认,我个人的阅读史、我个人的书单就是我自己人生的索引,一路走来,我的阅读书目也一路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变化无不与我所身处的时代和社会的思考、理解和认识有关,自然,也对我的文学和艺术创作、专业方面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我看来,不论阅读方式有何改变,阅读本身会是永恒的存在,人类文明的成果终将通过阅读得以传播和发扬,因而“名家书单”也就永远不会落寞。在推进全民阅读中,各种书单、榜单层出不穷,便是佐证,固然有推广因素,这却与传统、与读者的需求是相承和呼应的。虽然“名家书单”到了今天已有更多的内涵,即便在形式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时俱进地拓展为线上线下的活动,衍生出读书节、读书讲座、读书音视频、读书旅行等等,但是,契合了过往众多卓有成就者人生轨迹的《名家书单》这本书,还是让人有一种摸得着、看得见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美好而真切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