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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变形》:格里高尔的第三种结局

来源:收获(微信公众号) | 战玉冰  

 

卡夫卡的《变形记》显然是路魆小说《最后一次变形》(刊载于《收获》2021年第4期“青年作家小说专辑”)最为重要的“前文本”之一。对此,路魆本人也并不讳言。《最后一次变形》不仅明确将卡夫卡的《变形记》作为表哥第一次“变形”的直接“诱因”,还在小说里同时给出了两个结局迥异的《变形记》版本:一个是众所周知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逐渐被家人所憎恶和厌弃,最后在饥饿中孤独痛苦地默默死去;另一个是“童话绘本”版,其结尾部分和小说原作大相径庭:“这只名为格里高尔的甲虫,在家人的鼓励下,获得自由,飞向蓝天,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沿着这一思路来看,路魆的这篇小说则可以视为卡夫卡《变形记》一个新的文本延伸或想象,而表哥后来的种种遭遇与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格里高尔的第三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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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变形”成为一种技艺

路魆小说中对于“变形”最大的想象突破之处在于表哥不仅可以变成一只甲虫,还能够从甲虫再变回到人形。此外,他还可以变成一匹马、一张凳子、一根擀面杖、一只蟑螂、一条鱼、一辆劳斯莱斯等等。借用小说里“我”对司机阿光讲故事时的说法:“他比孙悟空还厉害。孙悟空会七十二变,但他什么都能变——除了没见过的,世间万物都难不倒他。”当然,这里用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与表哥的“变形”能力作比较,只不过是路魆为了更清楚地介绍表哥这种特殊能力时所采取的一种通俗化比喻与说明。而对这种“变形”想象更为深刻且本质化的解释则正如王子瓜评论文章中所洞见的那样:“《最后一次变形》是将卡夫卡《变形记》的形式套用在其《饥饿艺术家》上。”

小说《最后一次变形》通篇的情节展开也正是基于这一想象:当《变形记》里格里高尔的“变形”能力变得可以反复操作且更具多样性与实用性之后,他又会有着怎样的遭际和经历?小说对此也有着清楚地说明:“变形最初是一种迷人的艺术天赋;后来,它被迫沦为博人眼球的奇观;再后来,它跟多功能遥控器一样,普普通通的,却又能让生活便利起来。”而家人对表哥的态度则是“每个人都在嫌弃表哥的性格,每个人却又尽可能地利用他的变形天赋,谋取便利”。

具体来说,比如姨妈,她开始“为自己生了一个天赋异禀的孩子骄傲不已,整日要他在亲戚面前变形,博得满堂喝彩”,但渐渐就“认定表哥出了精神问题”却又不敢直接对医生“道出他会变形的事实,生怕他会被送进精神病院”,而表哥因为“变形”所伴生出的“性格忧郁”,又使其成为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亲生儿子”。相比之下,对表哥前后态度转变更明显的人当属“从南方来的嫂子”,她开始时被表哥的“变形天赋迷住了,不顾家人反对,远嫁到戈壁中的城市来”,“只是,嫂子这种狂热的幸福,没有因此维持多久”,甚至最终走向了情感的反面。借用小说里“嫂子”自己的话来形容这种情感变化再合适不过:“你哥以前常带我去看日落,还变成马让我骑,当时真有几分豪迈。其实多看几次,也就没啥意思了。现在想想,这种浪漫真他妈恶心。”至于司机阿光,最开始认为“变形是门艺术”,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表哥则是一个传奇人物,似乎他才是表哥“变形”技艺的潜在知音,他甚至愿意为了听一段关于表哥的故事而舍弃一半的车资。只不过车资的优惠只有一次,“在之后的行程,司机坚持要收我双倍费用”,甚至于阿光最后直接取代了表哥,成为了家里新的男主人。

对于表哥的“变形”技艺,姨妈从将其视为可以炫耀的资本,到亲情逐渐变得冷漠与疏离;嫂子从一度狂热的迷恋,到后来觉得无聊、甚至厌恶;司机阿光则从一个遥远的膜拜者,变为后来取而代之……其分别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从开始时的惊叹与赞美,到日常化后将其视为平常,乃至感到厌烦的过程。换句话说,表哥的“变形”在初次见识时或者在传闻中无疑是一种艺术,或者起码可作为一项奇观,但当这种艺术与奇观落入日常生活的重复与琐碎中之后,则逐步沦为一种技艺,而人们对日常生活技艺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实用。因此,落入这一思维方式与具体语境之中的姨妈和嫂子,其对待表哥的态度则与卡夫卡《变形记》中父亲、母亲、妹妹对待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无异,也和《饥饿艺术家》中的演出经理、屠夫、孩子对待饥饿艺术家无异。这种态度及其前后变化过程中混杂了实用主义逻辑之下的主体异化与人情冷漠、日常生活重复琐碎对于惊奇感受与审美心态的耗损,以及艺术自身不被理解的困境等多重含义。

02

两座围城:“变形”与日常生活

在小说《最后一次变形》中,除了表哥之外最重要的小说人物——或者说和表哥同样重要的小说人物——就是叙事者“我”。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我”见证并参与了表哥整个的“变形”人生:表哥生平的第一次变形是源于“我”和他所打的一个赌,“当时我打赌说,要是他也能变成一只甲虫,我就低头认输”,所以才有了后来“那些冷热交替、呓语连连、神经紧张的日子”,以至表哥最终获得(或者说是被激发出)了“变形”的能力。而在此后表哥的“变形”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入狱,也是因为他变成劳斯莱斯载“我”去相亲,进而才有他变成的车子中途失控,“像头被激怒的哀伤的公牛,最后撞了好几辆车,伤了几个行人”。这里有趣的地方在于,表哥因过入狱,“在牢里过一种隔绝人世的生活”;而“我”则“若不是表哥去坐牢,把生活重担压在我肩上,我后来是不会为了照顾他家人和赔偿受害者,去找了份工作,也不会为了载他家人出行,学会开车,过上体面的家庭生活。时间一长,很多人还以为我们才是一家人呢,忘了那个在狱中受苦的男人”。换句话说,“表哥替我去坐牢,为他的天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我”则背负起了表哥家庭的责任,陷入了家庭的牢笼之中。即小说中所说的“实际上,我没有欠他一分一毫,这次的代价是由我俩平分的:他被牢狱监禁,我被他的家庭监禁”。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其实就是表哥在现实生活中的替代和补充,甚至于连姨妈(表哥的母亲)也期待“我”来作为她的儿子,毕竟她“一直想要一个像我这么开朗又阳光的儿子,而不是自己那个有着变形天赋,然而性格忧郁,不讨人喜欢的亲生儿子”。分析至此,我们大概可以说表哥是被其“变形”的技艺所困,“我”则深陷于现实家庭生活的罗网。而由此回到本文最初的论述,如果说《最后一次变形》中的表哥代表着格里高尔的第三种可能的结局,那么“我”则是格里高尔的第四种结局——如果格里高尔从来都不曾变成过甲虫,他最终仍无法摆脱人情的冷漠、生活的困境与主体的异化。

如果再尝试推进一层来看,整篇小说一开头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文本隐喻,“县监狱设在偏远的峡谷,又地处戈壁腹地,食物匮乏”,“没有出租车司机愿意载客到那儿去”。表哥在这样的监狱中坐牢,显然暗示了某种孤独、疏离、放逐的主体状态和情绪氛围。而“我”则坚持每月十五号去探望表哥,“我跟他见面的时间,每次只有十五分钟。为了这十五分钟,我要忍受半天孤寂的旅途,穿越人烟稀少的戈壁公路,清晨出发,傍晚归来”。从具体情节层面来看,“我”之所以坚持探望表哥,一方面是“我”“替代了他在家庭中的位置和角色功能”,作为家里人的代表需要尽到相应的责任(姨妈和嫂子显然都不愿意来看望他);另一方面也或许因为表哥坐牢一事多少和“我”有关,甚至可以说是因“我”而起,“我”多少负有一些内疚之情。总之,“我是这世上最有义务去探望他的人”。而如果抛开“坐实”的情节内容来看,“我”每月往返于戈壁公路之上,则也多少带有一点孤独上路与自我放逐的意味。表哥受困于异乎寻常的“变形”技艺,而“我”则难以摆脱日常家庭生活的桎梏;表哥在远僻的县监狱中坐牢,而通往监狱的漫长的“戈壁公路”则每月定期地成为“我”所深陷的囹圄。“我”与表哥实为一体两面的主体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格里高尔是否变成甲虫,不论表哥是否具有“变形”的能力,其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后来生活的压抑与主体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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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变形”与永远的变形

小说《最后一次变形》中表哥可以“变形”成一只蟑螂、一条鱼或一只蚂蚁,并“沉迷于观察身体转化为另一种物质形态时那种完全陌异的感觉”:比如变成蟑螂的表哥可以感受“桌底下的世界,比他想象的要复杂:那里到处是食物碎屑,够他吃一辈子;那里蛛网遍布,陷阱重重;那里还有很多墙洞,四通八达……”;变成鱼的表哥能够真切感受到,“鱼并非没有活着的感觉,水从四面八方压迫着它,就是它活着的全部感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句话对他从来就不适用”;而变成蚂蚁的表哥则知道,“蚂蚁不是聋子,身体其实遍布听觉器官,树叶落地的声音都能引起全身震动”。这里所引发出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变形”之后的表哥究竟是作为人的表哥,还是一只蟑螂、一条鱼或一只蚂蚁而存在?

小说中表哥本人显然也遭遇到了这种主体认同的困境,因此他才下定决心,在入狱期间,“连一次变形都没有做过,已改过自身,决心重新做人,以肉身承受刑罚的鞭笞”,“最后一次变形,他发誓要永远变回一个人,踏实地生活下去!”而这也竟然成为了压垮表哥与姨妈之间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说之前的“变形”技艺让姨妈与表哥之间的母子关系变得古怪而疏离,那么出狱后表哥拒绝“变形”成一根擀面杖,则使得维系二者之间关系的最后一点实用主义联结也就此烟消云散。类似的,最初是能够“变形”让表哥在人群中显得奇怪而另类,后来则是能够“变形”却拒绝“变形”让表哥失去了很多融入社会的机会,比如因为表哥拒绝变成苍蝇去“监视男女偷情”,使其失去了“私家侦探所”的工作。甚至于纵使表哥结交了一些同样懂得“变形”技艺的朋友,但表哥“他心意已决,决定敞开胸怀,接受生活摧残,他宁愿变成酒鬼,变成失业者,变成一个小偷,无论变成什么,他始终是一个人”,因而最终也失去了这群“特殊”的朋友。

从人“变形”成其他事物,再变回为人的表哥究竟是人,还是其他什么。小说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中还隐藏了两个更为复杂且幽微的层面值得进一步展开来讨论:一方面,表哥“变形”前后的状态并不能完全割裂开来,或者说“变形”过程对表哥自身并非毫无影响,“表哥已经变回一个人,但性情也变了。那些冷热交替、呓语连连、神经紧张的日子,像个熔炉似的,把表哥的灵魂、身体以及某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物质,统统融为一体,进行了一场复杂的精神化学反应,而产物则是一个忧郁敏感,行动迟缓,同时获得了某种能力——或说是被激发出了天赋的表哥”,这正说明“变形”能力的获得与整个变形过程对表哥本身主体精神特质存在影响。

另一方面,在小说最后,表哥的“变形”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飞跃:“经过漫长的压抑后,他的变形天赋在这些死寂,纯净,被寒冷重重包围的深夜里,回归了自由,得到了一次能量跃迁,上升至另一种更高的层次。他终于可以变成一阵风,在走廊前后回旋,或变成一摊水,渗入地板缝隙后重新聚集起来……种种曾令他感到恐惧的具有流动性的事物,此时纷纷与他同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是在试图通过营造某种更高的“变形”境界层次来消泯“变形”前后的我/他之别,比如小说最后那幢海边的房子与表哥之间的关系,比如表哥给“我”的信中所写的“那天,我发现自己看不到天空了。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成为天空的一部分了吧”,“最后一次变形,我不再变回人,因为这世间,再没我的位置了。但我已经是那山川日月,是这天地万物。不死,不灭”等等。

甚至于我们不妨尝试大胆揣测一下作者路魆关于“变形”的终极创作野心:“当我望见蔚蓝的海洋时,内心没有任何波澜,甚至认为那不过是一个积水的大土坑,千万年过后,等它再次干涸时,也将成为一片绝望的戈壁大漠。”在这个意义上,“变形”正是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状态,而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作者在同一篇短篇小说中同时营造戈壁大漠与大海波涛两种截然相对的故事发生空间的内在原因,所谓“沧海桑田”,不过只是一番更为宏大且持久的“变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