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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小城,走出了四位北大校长

核心提示: 会稽山下,仓桥边上,2021年的三伏天。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来到这座走出过四位校长和一大批教师及学子的千年古城绍兴,举行为期三日的元培峰会。多位国内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这座小镇上热切交流,激荡思想。

一个“一步一景”的玲珑小城

一座风骨卓然的千年古埠

一段从魏晋时期浸润至当代的文化历史

不仅走出了一众名垂千古的文人雅士

更培育出了数目过百的北大教授、学者人才

和四位北大校长

何燮侯、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与多位国内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

在今夏一同重返先贤故里

开启深度对话

再溯渊源 思潮激荡

共向卓越

会稽山下,仓桥边上,2021年的三伏天。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来到这座走出过四位校长和一大批教师及学子的千年古城绍兴,举行为期三日的元培峰会。多位国内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这座小镇上热切交流,激荡思想。

在北大的校史陈列室里,挂着历任校长、院士与名教授的照片,其中不少都是绍兴籍人士——尤其是蔡元培、蒋梦麟和马寅初三位北大老校长,文人鲁迅,在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01“名”与未名

绍兴,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古称会稽、山阴。这两个地名,因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而名传千古,“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绍兴因有魏晋遗风,更显风骨卓然。

绍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不断代的古城之一,历时2500年,迄今城址未变。环城河内8.3万平方公里的古城区里,历朝历代的故居、老街、旧巷、景点密集分布,几乎可谓“一步一景”。

比如,鲁迅故居的西边与徐渭的故居青藤书屋相距不远,东边又与沈园隔街相望;步行到书圣故里,会经过秋瑾问斩的古轩亭口,与周恩来故居只隔一个路口;进入书圣故里之后的第一条街叫笔飞弄,踏入笔飞弄的第一个台门,便是蔡元培故居……下个转角,前方会遇到谁,总有惊喜。

对于这座千年古埠的印象,许多大众还停留在“全文背诵”的噩梦与互联网金句“万物起源”的鲁迅身上。实则早在明代,便有文人袁宏道评价绍兴:“士比鲫鱼多”。从魏晋时期的嵇康、谢安,到唐代的贺知章,南宋的陆游、明代的徐渭,再到近代的蔡元培、鲁迅、秋瑾……绍兴的名人志士数不胜数。

翻开北大的教授名录,绍籍人士分布之广,名气之大,亦为其他地方所少见。这个数量超过百人,其中包括不少博导和院士。范文澜、罗家伦、孙越崎、钱三强、徐光宪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绍兴先贤,也曾在北大任教或就学。

其中,何燮侯、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这四位绍兴老乡,皆历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何燮侯于1912-1913年出任北大校长,而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三个名字,则像三枚闪烁的徽章,不仅在北大校史上,更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图片

是真名士自风流。这些人,像极了中国的脊梁,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延续了魏晋的风骨,使这座城市从血液里散发着不屈的骨气。

“会稽天下本无俦”,如同江南水乡绍兴最独特的船的符号,他们以脚为橹,以手为舵,在大地与时间中行渡,从东湖到未名湖,源远流长。

02蔡元培:谦和如兔,脱下礼帽,掀开新篇

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遵义相助,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                                       

1898年,蔡元培30岁。

这年深秋,维持了短短百日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翰林院编修、两榜进士蔡元培,愤而从北京回到故乡绍兴。

蔡元培同情变法,却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做法太过草率。“听说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不写西太后,只写老淫妇,这种态度,我认为不足以当大事。”

在蔡元培看来,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从根本上培养人才,把希望寄托在皇帝的几道圣旨上,是不可能的。他决定选择教育这条路。

蔡元培回到绍兴,开办了一家学堂:绍郡中西学堂,他担任起学堂总理。这是当时绍兴唯一的新式学堂。

在大半乡民还是阿Q和孔乙己的江南水城,蔡元培提倡新学,他在学校里增加了日语、法语教程,还开设了化学、物理、生物等科。这是他作为教育家,在人生中实施的第一次教育改革。

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应孙中山邀约,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民国刚成立,什么都没有,他一个人带了几个手下,在南京满街找地方办公。

在简陋的办公环境中上任半月后,蔡元培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奠定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制。

紧接着,同样是绍兴老乡的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

鲁迅、萧伯纳、蔡元培

1917年,蔡元培49岁。

为抵制袁世凯专制独裁,蔡元培向袁当面坚辞教育总长。面对袁世凯“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的劝留,蔡元培脱口而出:“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离开教育部后,蔡元培赴北大就任校长。那天,校工们整整齐齐地站立在校门口,迎候先生入门。迈进国立北京大学校门那一刻,蔡元培摘下头上的礼帽,谦逊地向迎接他的校工们鞠一一躬,以作回敬,惊呆了所有人。

之前的几乎所有校长,都是官老爷模样。与以往不同,这位会对人们鞠躬致敬的校长,不但彻底改变了北大,亦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帷幕。

就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力排种种旧势力的阻挠,对北大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与整顿:一是端正了学校的办学宗旨,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是升官发财之阶梯;二是不拘一格延揽人才,充实与提高教员阵容,一时间,北大人才济济。文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名流,还包括虽无高学历却有大学问的梁漱溟,理有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等专家;三是在办学方针上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新旧各派,同校共事,使北大的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四是改革大学的学制与体制,在全国首创男女同校,实行教授治校,民主办学。

北大首批女学生王兰、奚浈、查晓园

经过一番整顿、充实,北大的教师队伍名家云集,面貌一新。蔡元培的改革取得了极大成就,影响所及,震动国内外。它不仅为民国的大学教育树立了崭新的楷模,而且使北大成为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及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因此被誉为“北大之父”。

在“北大之父”的称呼外,蔡元培还有一个几乎人人皆知的外号:“北大的老兔子”。

在他任北大校长期间,北京大学成了学者们向往的“水草丰茂”之地,其中北大文科有6位知名教授也都属兔:胡适、刘丰农和刘文典三人出生于农历辛卯年,属兔,因此人们称他们三人为“三只小兔子”;陈独秀、朱希祖出生于己卯年,二人年纪大,人们称他们二人为“两只大兔子”;而身任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则出生于丁卯年,人们则称他为“老兔子”。

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合影

这位温良谦逊的“兔子”校长,从这温和的一躬一起开始,带领青年跃进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新世界。

1918年,蔡元培50岁。

这一年是北大创校二十周年,蔡元培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现代戏曲理论家和教育家吴梅教授代表全体师生,写了一首校歌,送给北大,也送给校长蔡元培。

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

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

到如今,费多少桃李培栽

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点击下方 ↓ ↓收听北大京昆社演唱百年前的昆腔北大校歌《锦缠道·示北雍诸生》北大京昆社演唱《锦缠道·示北雍诸生》00:0005:32

这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首写入校长名字的校歌。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这样评价蔡元培对北大所起的作用:

把一所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在世界上有很多,但通过办好一所大学影响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大学校长,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人。

03蒋梦麟:熊韬豹略,从“盖印子”到“拿印子”

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蔡元培回乡办的新式学堂里,有一位年仅12岁的小学生。他在晚年这样回忆自己幼年的求学经历:“蔡元培先生来中西学堂后,我第一次知道了地圆说,才知道大地不是平的;第一次知道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而非电神镜子里发出的闪光;更是第一次知道了雨的形成不是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这个小学生叫蒋梦麟。几十年后,他从老师蔡元培那里接过了北京大学校长的大印,成为北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也备受赞誉的一任校长。

1886年1月,蒋梦麟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按照当时的观念,梦到熊是生男孩的吉兆,家人便给他起名梦熊。蒋梦麟从小便开始接受西式教育,少年时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后来因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不得已而改名梦麟。

1898年,12岁的蒋梦麟进入绍兴中西学堂,蔡元培是他的“监督”。他非常景仰和崇拜蔡元培,两人亦师亦友,总是相谈甚欢。

22岁那年,蒋梦麟在父亲的资助下,自费留学美国。在去美留学上船前,他找到一家理发店剪去了辫子,船刚开动,便把辫子扔进了大海。

在美国期间,蒋梦麟结识孙中山,并在革命党创办的《大同日报》担任主笔,反对清朝政府。

回国后,蒋梦麟先在商务印书馆当《教育杂志》编辑,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的理事主编《新教育》月刊,主张教育应“发展个性以养成健全之人格”。他当主编期间,《新教育》销量节节高,仅半年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份,成为全国倡导教育革新的重要理论阵地,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南北呼应,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要刊物之一。

1919年初,蒋梦麟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资格,被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教育系教授。没过多久,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为保全北大,决定自行辞职并连夜离京。受蔡元培委托,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

7月20日,蒋梦麟赴京任职,北大全体学生齐集理科楼欢迎。在教职员会议时,蒋梦麟主动开腔:“我只是蔡先生派来盖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这样低姿态的校长,使得众人的抵触情绪消了大半。

这个“盖印子”的人,事实上,为北大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当时的北大在动荡时局中千头万绪:政府欠经费、学生搞游行、教授出难题……什么事都得找他。蒋梦麟有条不紊,一件一件解决:

一是把学生从示威运动中拉回课堂,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二是秉持民主治校的原则管理学校,在蔡元培评议会的基础上增设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在北大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使北大走上了教授治校之路;三是发展学术事业,四处奔走筹集款项,用于办学条件的改善,保证教学设施的持续更新。

就这样,蒋梦麟维持北大平稳运行,直至蔡元培归来恢复校长职务,他便转任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1920年,蔡元培出国考察,蒋梦麟再次代理北大校务。1923年,蔡元培辞职,蒋梦麟第三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

直至1930年,受蒋介石之聘,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正式接过校长之印。

上任后,蒋梦麟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并打破终身教授制度,“你们选聘新人,我去辞退旧人。”他自己由此遭到非议,却为北大建立了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

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他的“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的教育主张,以及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的办学目标,为北大的发展奠定了强实的基础。

此后直至抗战胜利的十五年间,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在民族危机存亡之时,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南下,于云南昆明组建了后来闻名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操纵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像原名中父亲曾经梦到“熊来到家里”一样,蒋梦麟以温和而果敢之姿,独自执掌北大17年。这是北大历史上极为灿烂夺目的年代,不仅奠定了北京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也是北大走向现代教育之坦途的关键年代。

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

”评价起自己,他的姿态依然敦厚。04马寅初:“五马”,“六马”,一匹骏马

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1882年,马寅初出生在绍兴嵊县一个“父权至上”的大家庭里。他生于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再加上姓马,于是早年间,他自称是“五马”。

父亲马棣生在浙江绍兴经营酿酒作坊,一心把这个最小的儿子培养成酿酒坊的管账先生,从小便送马寅初去念私塾,学珠算。

马寅初对家里的酿酒营生毫无兴趣,父子之间总是说不到一块儿,马棣生急了就棍棒招呼。一次背书时,马寅初与小伙伴们起了口角,回家后被父亲家法管教。父亲要他认错,兄弟姐妹一个个屈于父亲的威严,不敢作声,唯有马寅初坚决不认:“我没错!(如果)我说话不算数,人家叫我‘蛤蟆’的。我要当骏马!”因为嘴硬又挨了不少打。

在一次与家人激烈的争吵后,马寅初离家出走,跑到镇外,一头扎进滔滔江水,等到侥幸被人救起时已经气若游丝。马棣生的好友、上海瑞纶丝厂的张江声老板恰巧在马家,他看到马寅初年龄虽小却颇有志气,倒生出爱才之心。

经过与马棣生“谈判”,张老板出资做保人,带马寅初到上海的新式学校读书。由此,马寅初从绍兴小镇一步踏入十里洋场,后来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学,并一路被保送至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

1916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马寅初回到阔别多年、政局纷乱的祖国。他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成为了北大经济系的教授,并宣称到北大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竭尽全力于教育救国的事业。”

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借北大精神剖白自己回国心志:

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

1951年5月23日,马寅初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北大校长。任职校长期间,他总有许多趣事,为师生津津乐道。

虽然身为校长,马寅初与人交往时却从不端着架子,总爱以“兄弟”自称。学校开大会,他有事离开前,要对着扩音器大声说几句:“兄弟刚才讲的无关紧要,大家要好好听江书记的,那才是正题。”

甚至就任校长前,毛主席约他谈话,他也有话直言:“要兄弟把北大办成一流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主席笑问:“马老,您要怎样的支持呢?”他说:“只希望主席能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就请他不要拒绝。”毛主席答应他:“马老,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

从此,从各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到政府的部长乃至总理,都先后登上了北大的讲坛。马寅初请名人到北大演讲的办法,给北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凡有政界要人、文化名流到北大讲演,马寅初喜欢搬把椅子坐在讲坛一侧,随时和主讲者交流或插话。一次,请体委一副主任来讲,马寅初忍不住插话,一插插走了题,竟批评起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不爱体育活动,被师生引为笑谈。李富春来做报告,马寅初插话时一会儿叫“李先生”,一会儿称“李副总理”,忽然又冒出个“李副总统”,引起一阵笑声和骚动。

一次接待印度大学生代表团,马寅初怕管不住自己嘴巴,想了个办法,让人在发现他脱稿演讲时,送上一杯茶来;如还不能制止他,就让人为他打开杯盖说“喝茶”。这个点子果然奏效了。

在北大,马寅初反复阐述他的教育思想:学校培养人才要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不仅要使学生掌握知识,还要培养他们高尚的思想、强健的体魄和办事的能力。

马寅初任北大校长时与北大学生在一起

学术研究上,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的观点,却遭到批判与围攻。“反右运动”后,他和他的《新人口论》也被卷入风暴中心:被人诬蔑为“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忠实追随者”,还说他是“中国的马尔萨斯”。这样一来,马寅初又多了一个“马”,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称作“六马”。

马寅初对此不但毫不关心,反而戏谑地调侃道:“我这匹‘马’啊,是马克思的‘马’!”

幼时对父亲的一句“负气话”得以应验,这匹要当骏马的“马”,跑在了时代最前面。1979年11月,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出版单行本,不到一年时间就加印至二十三万册。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中国人的家庭模式、人口结构和生育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对家乡绍兴嵊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地持续多年坚持开设人口教育课程,计划生育的理念深入人心。“

老夫年过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制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这匹倔强的“马”从未改志。

有骨的江南,当看绍兴。从江南水乡走来,他们如烈日炎阳,共同呵出民族的脊梁。有渊源深厚如此,是绍兴之幸,亦是北大之福。

近些年,北大与绍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往来,在人才、战略、科技、文化等多方面开展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每年,许多北大学生都会来绍兴寻访老校长的足迹。从北大成立120周年、蔡元培先生诞辰150周年的“北大·绍兴文化展示”系列活动,到北大与绍兴校地合作项目蔡元培纪念馆,再到如今的绍兴元培峰会,北大与绍兴始终紧密相连。

未名湖畔,蔡元培先生铜像面容俨雅;会稽山下,文化名城绽放新时代荣光。北大与绍兴,且携手同行,前路漫漫亦灿灿。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秉承元培先生教育精神,尚自然展个性,尊重学生的自由选择;化孤独为共同,为渴望知识、热爱真理、勇于尝试、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元培学子提供充满改革与创造的空间和家的氛围,使其成为青年人追求梦想、探索自身巨大潜力的精神之旅的起点。将自身定位于探索中国本科教育新的可能性,元培学院一直在努力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行各业新时期高素质领军人才,肩负北京大学教育改革使命,一路向前,走向更高更远处。

来源:越牛新闻、谁最中国、解放日报、搜狐号、中华儿女报刊社、《西潮・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