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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列强“均势”理想的消亡史

核心提示: 而势力均衡则仍以法国革命前那种纯正的分析估量起着作用。没有一个强国主宰欧洲大陆;甚至没有发生普遍的革命。美国的干预推翻了所有理性的估计。从此以后,曾经成为世界中心的事物变成了只不过是“欧洲问题”。【本文摘自《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绪言”,标题、配图为编者所加】

《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

[英] A.J.P泰勒 著

沈苏儒 译

商务印书馆2019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以“势力均衡”为主题,评述欧洲自1848年革命到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和威尔逊“十四点”倡议的提出这七十年中,英、法、德、奥、意、俄等国武装冲突,特别是运用外交计谋争雄称霸的情况。这七十年是欧洲作为世界中心的最后时期,也是欧洲“均势”的最后时期。其后,随着一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欧洲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从此一去不返。

作者简介:

A.J.P.泰勒(1906—1990),英国著名历史学家。192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1938年任牛津大学梅格达林学院评议员,并在剑桥大学等校授课。1956年后为英国科学院高级会员。泰勒专攻欧洲近代、现代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著作等身,被视为西方近代史权威学者之一。 

译者简介:

沈苏儒(1919—2009),浙江嘉兴人。我国著名翻译家、中国译协名誉理事、中国外文局资深外语专家。

在霍布斯所想象的自然状态中,暴力是唯一的法律,而生活则是“恶劣的、野蛮的和短促的”。虽然每一单个的人从来没有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中生活过,欧洲的各大强国倒常常是如此。主权国家使欧洲文明显出特色,至少从15世纪末开始是如此。欧洲的每一单个国家不承认有哪一个国家在它之上;它也不承认任何道义准则,除了出于自己的良心自愿接受的以外。从理论上说,每个国家只凭可用武力抵抗别国强力侵犯这一点就能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如果霍布斯的看法是对的,那么欧洲的历史就应该是一部连续不断的战争史。事实上,欧洲所经历的和平几乎与战争一样多;而它所以能有这些和平时期,则要归功于势力均衡。没有一个国家曾强大到足以把所有其他国家都吃掉;而各大强国又互相嫉妒,因而连那些难以自保的小国也得以维持下来。各大强国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欧洲的历史。本书所论述的是处于欧洲仍为世界中心的最后时期中的各大强国。

维也纳会议确立的欧洲均势体系

人们并不总是默许这种没完没了的均势“四对舞”的。他们常常愿意让音乐停一停,坐下来休息一场,而不用一刻不停地互相盯着。他们曾经寻求某种普遍的权威,它超越各个单个国家并剥夺掉它们的主权。无政府状态的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如霍布斯所认为的——是由一个强国压服所有别的国家。这个解决办法在欧洲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自行表现出来。西班牙的菲力浦第二和路易十四也许抓到了欧洲的霸权;伟大的拿破仑当然已做到了这一点。作为本书开始的1848年,上距拿破仑争取主宰欧洲不过三十年,而且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将重新进行这一尝试。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建立看来使这种担心有了根据;但实际上拿破仑第三除了名字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具有帝国的实质;势力均衡经受住了他的挑战,几乎完好无损。法国主宰欧洲的优势在1870年终止了。继之而来的是新的均衡;直到经过三十年和平岁月之后,才开始出现这样的形势:德国已步法国的后尘,成为潜在的欧洲征服者。从德国的敌人方面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保存或恢复势力均衡的战争;但是,德国虽然打败了,欧洲的均势并未恢复。如果这次战争限于欧洲,德国会打赢;它的战败完全是由于美国的参战。本书合乎逻辑地在这样的时候结束——这时欧洲已经不再能够完全依靠自己,而且它的命运要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力量了。

但是,如果把国际关系史只简单地说成是一部为某个征服者的挑战时时打断的势力均衡的纪录,那是错误的。人们曾试图用一种普遍的道义准则,像一支占压倒优势的武装力量一样地去取代主权国家。人们曾寻求一种“意识形态”,用以代替对“利维坦”的崇拜。在16世纪,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罗马天主教义;在18世纪末,是法国革命和人权思想。那些抵抗拿破仑的人不光是宣讲国家的主权;他们用讲究传统和尊敬的保守主义来回答人权理论。“君主团结”同激进主义一样成为一种信条;在1848年,人们不再期望势力均衡的新运用。他们期待着一场更大的宗教战争,以神圣同盟为一方,而以革命为另一方。这场战争没有发生。在1848年到1918年这七十年中,意识形态是一个次要的主题;而势力均衡则仍以法国革命前那种纯正的分析估量起着作用。势力均衡看来是经济规律的政治对等物,两者都是自动起作用的。如果每个人都按他自己的利益行事,所有人都将得到繁荣;如果每个国家都按它自己的利益行事,所有国家都将得到和平和安全。只有那些反对自由放任的人才反对势力均衡——在一个极端是宗教理想主义者、在另一个极端则是国际社会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否定了经济的规律,也否定了政治的规律。这些自动起作用的规律不起作用了。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会议宣布了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在这种道德观念里,主权国家将不复存在;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政权之后,这种道德观念就以具体形式体现出来。但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也不再尊重欧洲的自由主义秩序赖以建立的那些规律了。正如他们用社会保险和福利国家的办法来调节他们经济制度的严厉程度一样,他们也希望用某些国际权威(以同意为基础而不是以征服或一种清一色的意识形态为基础)来减弱国家的主权。欧洲人不再相信所有的人由于本性极为善良而循规蹈矩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相反,他们梦想来一场没有痛苦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们将在不知不觉之中放弃掉他们的独立和主权。

列宁和威尔逊是这些新观点的象征。共产国际和国际联盟都宣告了势力均衡的终结;唯一的问题是它将由革命用暴力来推翻,还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消失。这里也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束时间——布尔什维克越过现存政府呼吁实现革命的和平、威尔逊则宣布他的“十四点”和平纲领的1918年中的那个时刻。欧洲的势力均衡是本书主题;当这个主题与其他情况相比变得相形见绌时,本书就结束了。

在1850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多少还有一点理由担心法国会主宰欧洲。它们要靠英国的支持去对付它,而这一支持是决定性的。俄国这个魔鬼虽然还是让人害怕,实际上它早已过时。它本来只靠它的人力,一旦煤的生产和铁路建设兴盛,就不那么管用了。从1850年到1870年,经济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同政治倾向是一致的。势力均衡得到了加强;1871年后的俾斯麦体制同欧洲许多列强的现实是相符的。1890年后,这一均势开始崩溃了。德国超越了所有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而在英国的力量加入了同德国对立的一方之后,均势也并未得到校正。但是这一局面也是不稳定的。德国即使主宰了欧洲大陆,美国也能向它挑战;而到最后,俄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得都更为迅速。德国人有一个成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也不是持久存在的。

这样,欧洲政治家们在他们那种乱七八糟临时应付的决策过程中所碰上的大多数估计,都是有些道理的。……除了极少数英国人之外,大家都犯了忽视美国的大错。他们未能认识到,如果他们吵架,美国也许会过来揪住他们的脑袋使劲相撞——而且它有能力这样做。这个错误使原来意义上的欧洲历史终结了。

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标志着欧洲均势体系的终结

让我们回到出发点吧。从1848年到1918年这七十年是欧洲势力均衡的最后时期;这一时期内的许多政治和经济发展原来以为要摧毁均势的,结果反而加强了均势。最初的二十三年是一段动乱时期,旧秩序看上去像在倒塌了。这一时期以“次要的修正”而结束;德意志和意大利这些新的民族国家被纳入了势力均衡的体制;在多于一代人的时间的一段时期里,欧洲把巨大的变化同国际和平结合在一起。然后,均势变得头重脚轻了,它又受到了新的挑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产生任何传统的结局。均势没有得到恢复;没有一个强国主宰欧洲大陆;甚至没有发生普遍的革命。美国的干预推翻了所有理性的估计。从此以后,曾经成为世界中心的事物变成了只不过是“欧洲问题”。

【本文摘自《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绪言”】

来源: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