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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学的鼻祖《菊与刀》

核心提示: 是什么人使这个政府进行了如此激烈的,不得人心的改革呢?是封建时代日本那些特殊习俗就已经孕育了下级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这些武士作为大名的心腹家臣磨练了政治手段,经营和管理着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而这些商人则购买了武士的身份,并在武士阶层中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

原标题: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现代日本学的鼻祖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2005年,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专门来商务印书馆采访《菊与刀》的编者之一陈应年,去天津采访译者之一吕万和,12月底刊发了相关报道。《南方都市报》也在其后专门采访了吕万和、孙歌和李长声三位学者,报道的题目就是《一本叫<菊与刀>的学术著作还在畅销》,报道说:“非常有意思,和日本打了八年抗战的中国人,若想获得关于日本文化的整体性知识,思来想去,似乎真的只有一本书可以读,那就是美国人写的《菊与刀》。”

1. 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做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和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和“粗暴的”灵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应当“温和”的时候,也应有“粗暴”的时候。

2. 对日本人来讲,猝然受到生疏者的恩惠是最讨厌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在与近邻和老等级关系打交道中,受恩所带来的麻烦。

3. 因为日本的儿童把竞争多半看做是游戏,并不怎么在意。在青年和成年人中,一有竞争,工作效率就降低。人们单独工作时,进步较快,错误减少,速度也提高。一旦与竞争对手在一起,就既出错误,速度也迅速下降。当他们用自己的成绩来衡量自己的进步时,他们干的最好。

4. 西方人都认为,反对陈规旧习,克服障碍去争取幸福,这是强者的标志。而日本人则认为,所谓强者,恰恰在于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他们认为,性格的坚强不是表现为反抗,而是表现为和谐。

5. 尽管他们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复仇,在现实生活中则和西欧一样,复仇行为很少见,甚至比西欧还要少。这并不意味人们的名誉观念日趋淡薄,而是意味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以日益成为自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对耻辱仍然看得很重,但已更多地以自我麻痹来代替挑起争斗。

6.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然。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是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为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

7. 那么,是什么人使这个政府进行了如此激烈的,不得人心的改革呢?是封建时代日本那些特殊习俗就已经孕育了下级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这些武士作为大名的心腹家臣磨练了政治手段,经营和管理着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而这些商人则购买了武士的身份,并在武士阶层中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这种特殊联盟得益于日本封建社会具有特殊流动性。商人通过与武士阶层联姻而购买了“武士”这一职介从而洗刷了自己作为商人下贱的社会地位带来的耻辱。这个联盟成为推动日本近代化进程的主力军,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由于工业革命而诞生的“中产阶级”

8. 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上述各国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职能。日本人依靠古老的恭顺习惯,这是在过去经验中的熔铸,并以道德体系和礼仪来体现。对于发挥各种内政机能的国家政府,美国人感到是一种少不了的孽障,日本人则不然,在他们眼中,国家是至善的。

9. 明治政治家就是这样谨慎的划定国家在政治中的权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至于其他领域,他们都交给人民。军队职阶的晋升不是看家庭的出身而是看个人的能力,其实行的彻底在其他领域内是少见的。军队在许多方面起到了促进民主的作用,在许多方面是真正的人民军队。与大多数国家军队被作为赖以维持现状的巨大力量不同,日本军队非常同情小农阶级,这种同情一再激起军队向大金融资本家及企业家的抗议。

鲁思·本尼迪克特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6月5日-1948年9月17日),美国人类学家。本迪尼克特受到法兰兹·鲍亚士的影响,同爱德华·萨丕尔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

菊与刀

1944年,二战中的日本败局已定,美国急于制定战后对日政策。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潜心研究日本,《菊与刀》就是这一研究成果:一个作为文化问题的战争军事问题报告。其研究意见不仅为美国外交决策所采纳,也被日本本土称之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1949年初被译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几家杂志约请专家举行座谈,对此书进行评论,有的并出版了特集。

来源: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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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本学 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