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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多少百万富翁并非衡量社会良心的标准

核心提示: “至于国家有多少百万富翁,对我来说既不重要也并非衡量社会良心的标准,只有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并拥有社会安全感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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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艾哈德与《大众福利》

共同富裕:德国的启示

卜玉洗(Ulrich Blum) 赵忠秀 冯晓虎 周冰

社会市场经济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它将开放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与社会福利目标和谐地结合起来。从德语而言,“和谐”一词等于“矛盾斗争的消解”。事实上从印度日耳曼语系的语言角度来看,“对立”的归宿是“统一”,而发展到后来的希腊语族大家才开始将“和谐”的焦点对准“均衡”、“对称”和“消除两极分化”等。

“社会”与“市场”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没有充满效率的市场,那根本就没有所有的“社会福利”。市场看似与社会福利背道而驰,但假设企业家与劳动者知道什么是最后的“存活底线”,那他们在生产或经营中就会拒绝承担任何风险。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显然涉及“平衡”,这与中国道家学说中的“阴阳相调”十分类似。

阿尔弗雷德·米勒·阿玛克曾说,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和平相处模式”(即创造和平的模式),因为社会市场经济使相互矛盾的事物共同为社会所用。在这一点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传统对经济秩序的理解相近。

路德维希·艾哈德对社会市场经济有如下描述:“社会市场经济的深层含义在于,将市场自由原则与社会公平原则、将个人承担的责任跟与之相对立的社会责任相联系。”

艾哈德认为社会福利与市场经济两者其实是个统一体,即共同道德价值的不同表述。这观点与亚当·斯密关于经济行为道德的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异曲同工,也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道德原则不谋而合。

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之路与德国二战后的经济道路颇为相似:战争灾难过后的经济复兴,初期的经济飞速增长,向“常态”的过渡,对社会体制的维护,经济发展依赖于杰出领袖的个性、经济体制与文化观念及经济思想的融合——这些都对当时的德国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对现在的中国也同样如此。国家作为框架制定者需要促进民族团结与互助,但同时也需加强民众的自力更生及主人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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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艾哈德是一位指挥,他利用经济心理学指挥着波涛汹涌的物价海洋里的德意志米歇尔这个代表着德国人的抽象人物。

将本书引入中国的目的在于使大家更好地了解德国经济学家、政治家路德维希·艾哈德及其所处的时代,并对他推动“全民福利”时面临的社会环境进行介绍与评价。除此之外,本书也将研究相关的文化因素——正是这些文化因素让中国能够借鉴德国的经验,同时,也要明确中国对德国的借鉴不等于全盘照搬。

艾哈德这本著作名为《大众福利》。大众福利正是作者对社会市场经济这一人类伟大经济制度所表达的明确诉求与期望。艾哈德指出,他致力于建立一种覆盖尽可能广泛民众的经济制度,以期实现全民福利。为何首要目标是提升广大阶层民众的购买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消灭老旧的保守社会结构,消解贫富之间的互相憎恶。 “经济与国家经济政策应当首先致力于扩大国民经济的成果,之后才能讨论如何分配成果。”

路德维希·艾哈德于1897年2月4日出生在菲尔特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经历过当时平静的市民生活,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艾哈德的职业目标本是商人,然而一战末期作为炮兵的艾哈德受了重伤,这使得他几乎无法成为商人。

于是他在康复期间开始参加纽伦堡新建的商业学校所开设的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课程,这些课程激发了他对学术研究的好奇心,因此开始从学术视角及显而易见的社会现实中观察国内战争经济的内爆如何发生,通货膨胀又怎样摧毁社会的内部统一,而辛勤的工作因为腐败而变得一文不值,人类的价值观就此丧失意义并将国家权威拖向深渊。

艾哈德看到,一战中胜利的同盟国滥用经济作为武器惩罚对手,从而最终让战败国的经济体制彻底崩溃。货币稳定性政策与1924年的货币改革并未带来经济政策新观念,却使老旧的卡特尔组织更加坚挺,现代化经济制度亦付诸阙如,因此后来美国“黑色星期五”引发经济危机,德国却无法找到对应的经济体制来应对危机,更缺乏创新性的经济政策手段,所以这场危机肆虐德国,导致德意志第三帝国这样的人类浩劫。

在这段时期,艾哈德在纽伦堡经济观察学院的所学使他能犀利地分析经济发展,也让他公开宣布反对占领当局的经济政策,他也因此开始寻求战后经济秩序的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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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从左到右依次代表农业部长海因里希·吕贝克、财政部长弗里茨·舍费尔、联邦总理阿登纳、卡洛·施密特(后来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带上市场经济道路的戈德斯贝格计划的发起人之一)以及艾哈德。另外四人与艾哈德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意见相对立。

二战后德国分崩离析,因此美国人最后确认艾哈德才是能力出众且忠诚的经济专家,也就放心让他在战后德国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克莱将军后来成为艾哈德平等的伙伴,他首先委任艾哈德为巴伐利亚州经济部长,然后让他成为战后德国经济重建的伟大总指挥。1949至1963年,艾哈德任德意志联邦经济部长, 此后至1966年出任德国总理。1977年5月5日,艾哈德逝世于波恩。

在艾哈德的众多重要信念中有一点,就是对经济体制的抗争必须从内、外两个方向进行。因为“福利”可能“无节制发展”并使国家不堪重负。因此宏观秩序框架中需要反复强调:造福于个别利益集团、特别是院外集团或小团体的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只会带来巨大弊端。对艾哈德来说,个人权利与经济效率同样重要,它们也是衡量秩序行为的标准。

开放的市场、阻止经济权力集中、全球视野的思维方式对艾哈德来说均不言自明。参与父母的企业经营让他深知何为企业式管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通胀危机及其后果让他看到民众对货币稳定的渴望;中央计划的专断让他认识到建立经济主体自主计划的经济制度多么重要——只有它才能保证竞争,并协调解决各经济阶层之间以及供需之间的协调问题。

《大众福利》一书可看作德国建立新经济秩序那场斗争的全程报告——某些地方甚至就是一本日记,特别是书中还记录了为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所进行的充满人性光辉的论战。

这是一部举足轻重的历史著作,因为今天我们常常忘记,自由经济制度在德国或西方并非与生俱来,当时的反对声其实震耳欲聋。同盟国虽然在西方经济体系中摧毁了卡特尔并削弱了各个企业的权力集团,但却根本没人赞同实行开放型经济。不过,从1948年起,以艾哈德为首的政治家开始成功地为市场经济打响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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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艾哈德想要打开关税壁垒,而当时的农业部长吕贝克在一旁阻止,他为了保护农业发展反对拆除关税壁垒。

1948年6月同盟国通过秘密准备突然进行货币改革,从而在经济上导致两德分裂。紧接而来的开放价格犹如盘古开天地般带来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经济奇迹史由此发端。

其实,这次胜利从头到尾违背了同盟国指挥官克莱将军的意志。据说他曾当面指责艾哈德未经他同意就实行了货币改革,而艾哈德则回答:“将军先生,当时事态严重,我们需要当机立断,可您当时在高尔夫球场,我们找不到您。”

对于“未经批准擅自更改同盟国规定”的指责,艾哈德说:“我没有更改规定,我直接废除了它们。”这是一段充满荣耀的历史篇章,我们翻过它,就会看到其后同盟国全盘接受艾哈德大踏步的改革,并赋予他促进经济发展的权力。

艾哈德作为美、英、法货币区全权代表被委托建立全新的经济秩序,对他来说,完成这项任务的驱动力来自他对自由社会的愿景,同时也是其背后充满苦难的历史:战争及与之而来的卡特尔集团——1897年帝国最高法院那次著名的审判要求市场的竞争自由必须礼让企业的契约自由。最后,当时民众的思想基本定位还是基督教式的社会观念,因此,艾哈德的改革措施易于为民众理解。

艾哈德改革所贯彻的内容很长时间内成为德国经济部秉持的精神:一个由制度经济学指导的、深知“规则”意义的经济部应当视具有个人意志的消费者为经济运行体系的根本要素。在实施货币改革与开放价格的时候艾哈德都面临守旧、庞大且权势滔天的各个集团的巨大阻力,它们是工会、各种工业协会、教会,甚至包括那些心存疑虑观望德国经济发展的国外合作伙伴。对艾哈德来说,国家必须首先强大,它才有能力作为仲裁者在遵守秩序框架的前提下去着手解决各个利益集团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因对立所产生的种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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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许多国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一个大问题,即给国家货币储备带来压力的进口过剩。其背景一方面是极大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是物资短缺,首先是煤和钢的短缺。因此许多人认为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强行管制,而艾哈德表示强烈反对。

因此,《大众福利》一书既记录了艾哈德如何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不动摇,也记录了他如何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加以灵活应对。艾哈德并非天生擅长政治雄辩,但在这里他却是掌控经济话语的雄辩家。每个单独的章节都可以看作一个时期经济政策的中心内容,而且读者也很明白他指的是哪个时期。因此,这部著作也可看作各种经济理论及其实践的集大成者。

“大众福利”对中国来说并非陌生概念,在中国的许多朝代中它都是美好的社会蓝图,然而却常常被理解为“全民平分繁荣”而非全民生产繁荣,因此常常导致“全民贫困”。站在今天的角度,对“全民平分繁荣”可以这样补充:分配公平,起码要让全民觉得公平。艾哈德会说:这种分配应当以效率为标准,而且为社会所能承受。因此,他也强调:“至于国家有多少百万富翁,对我来说既不重要也并非衡量社会良心的标准,只有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并拥有社会安全感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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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德国邮票上的艾哈德

中国市场经济的历史与德国如出一辙。在这段历史中怀疑与反对一直不断。但设想一下,假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巨变前只敢踩着前人的脚步前行,那中国就可能已经错过这次史无前例的崛起时机。城市与农村的显著变化、上升的平均收入水平以及中国的国际经济实力,统统归功于一点:中国走在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上。

我们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本德国经典名著对德国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奇迹”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想证明,建立一个开放社会,使全民享有所有机会,建立符合效率公平的原则及为之进行社会争论,特别是经济政策上的争论,是长期的任务,只能通过良好的规则,尤其是法治才可能达成;同时,它也要求国家首先是仲裁者,而非市场的参与者。

【本文摘自《大众福利》序言,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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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福利》

[西德] 路德维希·艾哈德 著

祝世康 穆家骥 译

商务印书馆2017年3月出版

来源:“商务印书局”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