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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与“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事件”始末

核心提示: 辜鸿铭是我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复杂而传奇的人物。他凭借着非凡的语言天赋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赤诚热爱,为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这对以向西方学习为主要趋向的近代中国来说,尤为难能可贵。

一则不靠谱的谣传之由来

辜鸿铭是我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复杂而传奇的人物。他凭借着非凡的语言天赋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赤诚热爱,为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这对以向西方学习为主要趋向的近代中国来说,尤为难能可贵。辜鸿铭在世时,以其怪诞的外表和奇异的言行博尽了世人的眼球,成为一道可以与紫禁城相媲美的“文化景观”,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关注。辜鸿铭逝世后,作为同样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成就斐然的学者、翻译家林语堂,专门在其主编的《人间世》杂志上推出“辜鸿铭特辑”(1934年第12期),并撰写多篇回忆文章以示纪念。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极具历史复杂性的辜鸿铭逐渐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文化怪杰辜鸿铭》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相继问世,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辜鸿铭生前的奇闻异事做出了深入理性的阐释。随后,辜氏的西文著作不断在黄兴涛等学者的组织下被译成中文集结出版。在学界所引起的关注也促使“辜鸿铭热”成为了一个持续的文化现象。而近十余年来,一则关于“辜鸿铭与泰戈尔同被提名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甚广,人民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主流网站均有采纳,在一些正规的学术著作中也偶有提及。煞有介事的论述无疑为辜鸿铭的生平轶事再添一抹传奇,一度形成了三人成虎般的热闹态势。而辜鸿铭也由此被错误地捧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历史圣坛,深深寄寓着国人的骄傲和对诺奖的殷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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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

那么,言之凿凿的“辜鸿铭与泰戈尔同获1913年诺奖提名”的说法究竟从何而来呢?梳理谣传的传播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论断较早可追溯到社科院近史所学者陈民于1991年8月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华侨名人传略》一书。书中在将辜鸿铭与严复、林纾等我国翻译界早期著名人物进行比较时指出:“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上,都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但从西方的观点看,辜鸿铭的贡献则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因此被提名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结果印度的泰戈尔入选)。”

陈著中辜鸿铭获诺奖提名的说法出现后,一些后来的学者未能及时予以纠正,反而较为草率地沿袭了这一错误说法。如《厦门人物:海外篇》(鹭江出版社)、《辜鸿铭传》(海南出版社)、《辜鸿铭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等著作,都对陈著中的错误内容有着明显的继承痕迹。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辜鸿铭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谣传似乎成为了一种知识性的叙述,并借助文学传记等形式被渲染得极为逼真。如在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奇人辜鸿铭》(中国青年出版社)中,通过刻画辜鸿铭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时“既不满又不屑”的情节,来突显其狂放傲慢的人物性格。而在此后出版的《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书中,作者将辜鸿铭获知诺奖提名时的感受描摹为“虽然该奖委员会最终通过的是泰戈尔,辜鸿铭落选了,但在当时,这件事毕竟也让他产生了不少的兴奋,犹如一剂强心针吧——它让辜鸿铭再一次感到了自己的价值。”从“既不满又不屑”到“产生了不少的兴奋”,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描写似乎印证了此事的荒诞。但是辜鸿铭获得提名的说法还是被不少著作记录了下来,且均将这一无中生有的谣传作为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进行阐述。

以上述著作为基础,辜氏获诺奖提名的说法于新世纪初期开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借助网络平台,谣传的传播程度大大加深,至今仍是十分流行。网站栏目多以《解读辜鸿铭》《民国名人与日本妻妾》等文章为蓝本。随着上述文章在人民网、国学网等网络媒体中的反复出现,辜鸿铭成为“第一个获诺奖提名的中国人”的信息被不断强化,并凭借其精彩的婚恋故事而广为传诵。从此,“辜鸿铭于1913年与泰戈尔同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且“此举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的传闻便被渲染为一件言之凿凿的历史事实。2012年,《文史博览》杂志刊登《最早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人》一文,从吸人眼球的标题开始煞有介事地讲述辜鸿铭获奖提名的来龙去脉。此外,百度百科、上海交通大学校史馆网站“交大英才”栏目对辜鸿铭的介绍等,无不对此进行了一场知识性的叙述。主流网站尚且如此,其他新闻、博客等网络平台上的传播情况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真正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

那么被传播得神乎其神的辜鸿铭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究竟是否属实呢?朱安远于2015年发表在《中国市场》的《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史实澄清——兼与作家傅光明博士商榷》一文中,用一个段落的篇幅表示此事是纯属臆想的无稽之谈,这是对诺奖谣传较为罕见的回应,但仍缺乏有力的史实说明。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数据库建设为我们纠正前人的错误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而辜鸿铭获诺奖提名一事,即可通过查询诺奖的官方数据库资料以证其真伪。

通过查阅诺贝尔奖项的官方网站可知,在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中,共从总计32项提名中产生了28位被提名者。其中获得提名的法国籍和丹麦籍作家各5人,英国籍作家4人,西班牙籍作家3人,瑞士、瑞典和意大利籍作家各2人,比利时、印度、爱尔兰、奥地利和芬兰籍作家各1人。在所有被提名者中并没有中国籍作家出现。正如前文所阐述的那样,印度籍诗人泰戈尔最终摘得了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但此次被提名的诸多作家都在日后问鼎了这一荣誉,如瑞典作家魏尔纳·海顿斯坦姆于1916年获奖、丹麦作家卡尔·耶勒鲁普和亨利克·彭托皮丹均于1917获奖、瑞士作家卡尔·施皮特勒于1919年获奖、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于1921年获奖、意大利女作家格拉齐亚·黛莱达于1926年获奖、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于1927年获奖。

由于诺贝尔奖提名的保密期限为五十年,故而到目前为止,可以从诺贝尔官网的提名数据库中找到1901—1965年文学奖的全部提名情况。笔者曾为此致信诺贝尔官方网站询问保密规则究竟制定于何时,得到的回复称:在1901年时,规定所有诺贝尔奖项的提名者和被提名者都是永远保密的,直到1970年代才将保密期限改为五十年。这意味着且不说辜鸿铭未曾于1913年获得提名,就算辜氏真的获得了此项提名而最终没有获奖,其本人在有生之年也是不得而知的,那么传记中所描绘的辜鸿铭在得知自己与诺奖失之交臂时的不同心情,也就更显荒诞了。

通过查询该项数据库可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只有胡适和林语堂两人。1939年,胡适率先获得提名。胡适的提名者为瑞典著名地理学家、探险家、瑞典文学院成员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斯文赫定一生多次来访中国,并于1900年的一个偶然机遇发现楼兰古城。1927年,斯文赫定与徐炳昶率领由中瑞两国成员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中国西北,取得了重要的学术突破。极为有趣的是,斯文赫定本人也于1912、1913年连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而1913年正是辜鸿铭被谣传获得诺奖提名的这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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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林语堂

除1939年提名胡适外,斯文赫定又紧接着于1940年提名了另一位中国著名学者、作家和翻译家林语堂。林语堂在1940年共获得了两次提名,除斯文赫定外,另一位提名者则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1950年,赛珍珠在时隔十年后再次提名林语堂为这一奖项的候选人,可惜林语堂最终仍未能获选。值得一提的是,赛珍珠本人于1938年成功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而她在这一年度中共获得了四次提名,其中一项则来自于斯文赫定的推选。1957年,胡适再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提名者为“国际笔会”(The PEN),该组织在这一年共提名了包括胡适在内的三位候选人。

以上,便是诺贝尔官方数据库(1901—1965年)中所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情况。从中可知,中国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是胡适(1939年1次,1957年1次),而被提名次数最多的为林语堂,共获得过3次提名(1940年2次、1950年1次),斯文赫定和赛珍珠为提名中国籍候选人做出了重要的努力。

谣传现象的分析

尽管辜鸿铭曾获诺奖提名的说法是一则被国人误信的谣传,但是其流传范围之广、误会程度之深的现象却值得思考,这或许意味着辜氏确实具有一定获得国际奖项的资质。具体来说,这与辜鸿铭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其自身的传奇色彩,以及国人对诺奖的长期关注与渴望不无相关。

辜鸿铭被误传获得诺奖提名的一个重要缘由,即是因为他曾系统地翻译了儒家经典并将之介绍到西方世界。这在以向西方学习为主要文化趋向的近代中国来说,不仅极为难得,而且令人振奋。黄兴涛在《闲话辜鸿铭》一书中指出,出于对理雅各译作的不满,辜鸿铭开始亲自动手翻译儒经,这在五四以前的近代中国仅此一家,因而其历史地位值得重视。据其考证,辜鸿铭真正完整翻译过儒家经典中的《论语》(1898年出版)《中庸》(1906年出版)和《大学》三部,并翻译过《易经》《孝经》《诗经》《孟子》等经典中的部分内容。这些儒经译本在西方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而辜鸿铭的翻译工作也在儒经西译的历史进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除上述译文外,辜鸿铭的《尊王篇》《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等英文著作也在西方受到了极大欢迎,这与他一贯推崇儒家文化的精神追求相一致,因而对中国的文化对外输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也正因如此,辜鸿铭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德国享有着极高的声誉和威望,这对备受凌辱的近代中国来说甚是罕见,因而常为国人所津津乐道,更以此来捍卫萎靡受创的国民精神。诸多时人的回忆文章都印证了这一点,如周君亮在《追忆怪才辜鸿铭》中称:“在清末民初,严复伍光建林纾及辜鸿铭,均以沟通中西文化著名,严复伍光建与林纾都是将西方的学说或文艺介绍到中国,只有辜鸿铭是将中国学说介绍到外国,因此他所享的国际声誉独高,德国人曾将他的著作译刊,且组织辜鸿铭俱乐部与研究会,专门研究他的思想”;震瀛在《记辜鸿铭先生》中评价道:“他是中国唯一的文人最给外国人崇拜的,因为他能够把中国固有的文明,宣传到外国去。不像别人只说外国的东西好!”王成圣在《突梯滑稽辜鸿铭》一文中表示,“辜鸿铭的论著译述,使欧美日本许许多多著名的学者,都很崇拜他的思想。德国有位研究歌德哲学的奈尔逊教授,经常介绍他的学生们研究他的作品,尤其推祟他的三部书——一、《哀诉之音》;二、《中国人的精神》;三、《中国对欧洲思想之抵抗》……不但德国人曾将辜鸿铭的若干作品,加以译述,尚且组织了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清末民初的中国学人,在海外受到如此推祟尊重的,当以辜鸿铭独占鳌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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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德文版,辜鸿铭作品《中国人之精神》

德国奈尔逊教授对辜鸿铭格外推崇的事实,在嗣銮纪念辜氏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印证。嗣銮在《辜鸿铭在德国》中回忆称,他于民国十年赴德国求学,奈尔逊教授在与其闲谈时便询问是否读过辜鸿铭的作品,而在得知国内的青年们因其顽固而“都不喜欢去理会他”时,奈尔逊“大为诧异”,并表达出自己对于辜氏的敬意:“辜鸿铭的著作,我幸读了几种,据我看来,他的哲学,意义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说毕便将辜氏的书籍从书架上一一取下来介绍。随后,奈尔逊又从辜鸿铭发表于《伦敦泰晤士报》的文章中,了解到辜氏的孤苦及北京贫民的生活状态,便亲自筹款以版税之名向辜鸿铭寄去,唯恐辜氏不受,并一再表达对辜著价值的推崇。嗣銮在回忆中对此事印象格外深刻,称“在德留学六七年,这要算是刺激最深的一件事”。当嗣銮在时隔许久后再度赴德时,又听闻留学生章用的两位导师同样对辜鸿铭推崇备至:其中一位C.M isch还只是向学生特别介绍,而另一位名为H.Nohe的先生,已经到了要求学生不懂辜鸿铭便不可以参加讨论的地步。嗣銮不禁深感辜鸿铭之见重于异国而受诟病于本国,进而呼吁我国学界能以“学者的态度”,将辜氏重新估价。除国内舆论对辜鸿铭国际声誉的正面评价外,从外媒的负面报道中也可侧面窥见一二。1904年,《国民日报汇编》“外论”栏目转载《字林西报》文章《论辜鸿铭之无耻》,以讽刺辜鸿铭就清政府杀害湖南革命者沈荩一事作长函为太后辩护的行为。此文本以抨击挖苦为主,然而在文章开头,仍给予辜鸿铭如下一番评价:“辜鸿铭苏格兰大学堂卒业生也,学问充优,西国人眼目中素有此人。”以上这段不经意的介绍,也可见辜鸿铭享有的国际声誉之高为国内外所公认。

而辜鸿铭的译文和著作,也确实引起了西方社会的普遍重视,在国外享有广阔的阅读市场,这在国人的相关回忆中也已达成了共识。如惜阴在《国学辜汤生传》中称:“其西文著述,《尊王篇》风行各国,为一时事变所系。其传译经典以播文化于世界,有《中庸》《论语》译本,及《春秋大义》等。要皆阐扬微言,光大教泽,以多刊布于海外,不及尽详。此外因事发挥,登载西报文字若干篇。”罗振玉撰《外务部左丞辜君传》道:“(辜鸿铭)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稿,列国争传译”;孟祁在《记辜鸿铭翁》中表示:“先生因极力提倡纲常名教,曾制尊王篇为各国所争译传诵之作……西文译著有中庸,论语,春秋大义等译本,皆宣扬中国固有文化之作。此外因事发挥,揭载西报文字亦綦多。”由此可见辜氏文章在国外之风靡。

辜鸿铭的译文和著作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德国深受推崇,可以说与当时欧洲社会普遍的战后反思不无相关。而德国对东方文化尤其崇尚,更是出于其复杂的战后心理。沈来秋在《略谈辜鸿铭》中详尽地分析道:

当时德国人一般的心理是:一方面极端厌战,祈求永久的和平,对于东方的哲学和宗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不甘心在政治上屈服,对于西方列强存在着仇恨的心理,并且对西方文明发生怀疑,寻求另外出路。因而辜鸿铭的著作便出现在各个书店的窗柜之间,和它相陪衬的,还有尉礼贤关于中国经典子籍的译著,如《论语》《孟子》《周易》《老子道德经》之类。

辜氏的著作,原文多半是英语,译为德语后,由德国文化界名流作序予以介绍,发行德文版。其内容对于西方的一切都加以批判,有些牵涉到英国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论著。他眼光尖锐,立论犀利,得到一般读者的好评,尤以德国的读者最为快意,无异替他们吐出胸中不平之气。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原因,是由英、德两帝国主义争霸而起的,大战之后德国人对于大英民族的嫉妒无以复加,而对于法国人只是鄙视,认为不堪一击。

沈文中所述德国在战后对英法的态度或可商榷,但是德国作为战败之国,反省更为深切、心态更为复杂却是事实。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一战的余烟消散之际,将探询文明出路的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而此时在西方人眼中,最能集中代表东方文化旗帜的即是中国的辜鸿铭与印度的泰戈尔。因而可以说,把辜鸿铭与泰戈尔作比较的历史由来已久,这也为后来二人同获诺奖提名的谣传增加了误导性。沈来秋在《略谈辜鸿铭》中称:“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对于德国的基本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沈文的这一论断素为国人所频繁引用,更是成为文学传记中刻画辜鸿铭对泰戈尔最终获奖时极为不屑的有力证据。此外,1935年《社会新闻》载官谷所作《儒林掌故拾遗》,称“国人研究西洋文学当推辜鸿铭氏为前辈,其名译华英四书尤为海内所推重,氏与印度诗哲太戈尔齐名,而为英伦萧伯纳威尔斯所敬畏,固非寻常徒盗虚名者可比也”,也将辜鸿铭与泰戈尔同作为东方文化之代表等而视之。而更值得一提的是,泰戈尔于1924年访华讲学,辜鸿铭正是接待者之一,二人在北京的合影也在当时相见于报章,这为两位东方文化代表间的相互交往增添了诸多遐想的空间。

除上述辜鸿铭对儒家经典的译介和输出工作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外,其自身的怪诞个性和传奇经历也为谣言的传播滋生了土壤。辜鸿铭的人生留给后人的谈资可谓丰厚,他早在13岁即赴欧留学,在中国留学史上可称前辈。通晓英、德、法、拉丁、希腊等近十门语言,罕见的语言天赋成为他嘲笑和捉弄洋人的重要资本。然而留学归来的辜鸿铭,却在风起云涌的西化浪潮中成为了一个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菊残犹有傲霜枝”式的小辫子,对纳妾制、廷杖制等中国传统制度的全力辩护,连同“茶壶与茶杯”的奇特言论、嗜好“金莲”等的怪异行为,使他成为进步青年眼中不合时宜的旧人。但正是这样一个被青年视为落伍的旧人,在近代中国竭尽所能地为捍卫民族尊严而斗争。中国女作家凌叔华在回忆中表示,当时的北京人常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可以说,这样一番奇妙绝伦的人生履历,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谣言提供了滋长空间,使原本就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奇闻异事,又增添了一个奇上加奇的噱头。

此外,国人百年来对诺贝尔各大奖项的长期关注与迫切渴望,也促使谣言得以大规模的传播。“第一次获此殊荣”的表述本身,即可见国际顶尖奖项的长期缺失对国人的文化心理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而辜鸿铭早在1913年便获得提名的说法,无疑具有一种巨大的鼓舞和振奋力量,激发着中华民族的自信与自强,因此在一时之间得到了快速而广泛的传播。不过,随着近年来国人在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生理医学奖项的相继问鼎,以及中国实力的真正崛起,相信国人在国际荣誉的得失之间,应当具备了一种理性平和的大国心理。

(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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