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长接待 上访冷清

　　据悉，广州市其它八个副市长也在市区各大公共场所设点接访，前去反映情况的市民也相当踊跃。相比之下，最基层的镇长接待点，则显得冷清得多。

　　早于2005年11月，广州市就建立“市长接听日”制度，定期由市长、副市长到“市长专线电话受理中心”接听市民来电，听取意见建议。由市领导直接接听民众电话并形成行政制度的，广州在全国亦属首创。

　　此次接访活动乃市长接听市民热线的“变脸”。广州市政府希望，通过三级领导联动接访，变间接沟通为直接对话，变上访为下访，变单一接访为公开接访，拓宽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渠道，深入了解民情，力争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上访洪峰”凸显制度困境

　　从击鼓鸣冤到拦轿告状，千百年来，中国民众习惯于通过上访申诉冤情。在26日广州市首创的市长接访日里，数万名民众冒雨轮候上访。反映的恰是政府日常运作中接访渠道不通畅、接访机制不健全、接访功能乏力等问题，

　　民主社会表达民意的四种重要方式，包括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媒体舆论和信访。但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前三种方式，或是条件不成熟、正处在于建设中，或是尚未取得大范围的民众的信任，作用发挥得并不是很充分。因此，所有民意表达的压力都交给了上访部门。

　　扮演“社会安全阀”角色的信访部门，往往是各苦主在选择游行、抗议等示威性活动前所采取的最后措施。且在实践中，信访部门往往披上“独立设置的行政机构”、“领导直接过问”的色彩，更被许多民众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不可回避的是，目前所设置的信访机构庞大而分散，整个系统缺乏统一协调的机制。再加上信访机构没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权限，很难就具体事务作出决断。有人形象地说信访办是“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了；什么都不能不管，什么也都可以不管”。而这种“传达室”和“邮局”式的归口转处，只能导致多数信访群体对政府产生更大的失望与不满。

事必市长过问是“人治”

　　信访手段失效，怀有“清官”情结的广大民众只能寄希望于行政首长的亲自过问。因此，与市长面对面倾诉，成了众多普通市民的美好愿望。然而，大到拆迁征地、失业保障，小到噪音扰民、拖欠工资，数百万人的切身难题都要市长帮忙解决，显然是不现实的。

　　就上午的接访活动看，排队轮候的近万名群众，最终得以见到市长一面的，不外乎三十几人。难怪排不上号的市民慨叹，“再多几个张市长也应付不来啊”。

　　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一语中的，通过接访日由市长亲自过问解决个案问题，“这本身就是人治的表现”。他认为，明确各部门的分工和职责，依据规章制度办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知名法律专家贺卫方称，皇帝或士大夫微服私访考察民情，这些方式只能解决很局部的问题。倘若制度上始终存在不确定性，上访就会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

　　从某种意义而言，信访只是社会局部的问题，却折射出整个社会治理上最根本性的缺陷。建立通畅的渠道，释放民怨、反馈民情，关系到政府与民众能否在矛盾与冲突中重建信任关系，能否确保社会稳定。

　　与“上访洪峰”相比，哪里天市长接访点无人问津、门可罗雀，那才是真正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