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王羲之出身名门，他对仕途比较淡泊，最终辞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的职务，选择了弃官隐居。

虽然隐居不仕，但王羲之的心中一直牵挂着国家大事。当时，殷浩与桓温同朝参政，同为权倾朝野的重臣，但二人政见有所不同，关系一直不和，这对内忧外患的东晋来说是致命的弱点。王羲之极力劝说并努力协调他俩的关系。他写信给殷浩说：“国家的安宁在于内亲外和”，提醒他要团结百官一致对外。无奈殷浩刚愎自用，不听劝告，反与桓温的关系更加僵化。

后来殷浩统帅扬、豫、徐、兖、青五州军队，准备举兵北伐中原。王羲之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北伐必败，就写信给殷浩，劝他不要出战。但殷浩没有听从他的劝阻，还是兴兵出征，果然遭到失败。

之后殷浩图谋再次北伐，王羲之又一次给他写信，分析形势陈说利害。他在信中说：“区区江左经营成这个样子，天下人寒心已经很久了，加之新败，人们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自南迁以来，文武百官没有深谋远虑，一味疲竭根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向行事，消耗了国家资财而无尺寸之功，又不听从别人的意见，如今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为政者怎能不感到痛心而推卸责任呢？”

王羲之还建议说：“现在应该退保长江，收复江淮以内的旧镇，任用贤能，施行仁政，除其繁苛，省其赋役，畅通漕运，与百姓更始，以解救倒悬之急，待国家殷实，百姓富足，军队增长士气以后再行北伐，到时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王羲之的此番话可谓语重心长，言辞恳切，可惜仍未得到殷浩的采纳，殷浩继续北上，并驻兵淮上泗水，向洛阳挺进。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王羲之再也没有心思戏鹅练笔了，他又来到辅政大臣、会稽王司马昱府上，慷慨陈词，陈说国家的时弊与北伐的危害。王羲之说：“以区区吴越之地，去图谋收复天下十分之九的地域，能够得胜吗？如今外部不宁，内忧已深，而有些人竟然不惜倾国家所有，以济个人之功，能不失败吗？”

王羲之希望会稽王能命令暂停北伐，军队可以驻扎淮河沿岸，待立定脚跟、时机成熟后再行北进，这才是上策。他还警告说，如果北伐失败，东晋社稷将危在旦夕。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王羲之对形势的把握相当准确，分析到位，见识精当，策略中肯。可惜，这番苦谏被会稽王当作耳旁风，结果可想而知，北伐以惨败告终，殷浩被废为庶人，东晋也从此一蹶不振。

晚年的王羲之隐居深山，远离了尘世，他开荒种地自建庄园，收获的粮食除留足自家口粮外，全部捐赠给附近的贫苦百姓。闲暇之时，他还开课授徒作书赋诗，凡百姓家无钱上学的孩子他都愿意接纳，从不收其钱财。

对于王羲之的远见卓识以及忧国忧民的胸怀，宋人洪迈曾评价说，王羲之与温峤、蔡谟、谢安为同一层次之人，虽然在功名上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但他视钱财如粪土、不谄媚权贵的高尚品德以及见识超群，则是很少有人能与之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