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撤销限聚令之后首次游行集会前天（3月26日）在将军澳举行，游行的主题是反对填海。而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之后，也附加了一系列的条件，包括要求参加者挂上颈牌，同时限制参加人数，游行发起团体也要自己找纠察拉起胶带，维持秩序。

结果这个游行有80人参加，过程中有一个参加者中途加入，主办方也给他挂上了颈牌。

有份发起游行的“将军澳民生关注组”召集人陈展浚事后表示，对于警方的要求他自己无法接受，觉得极度侮辱，“学陶杰话斋好似畀人圈养的猪”，但他尊重居民意见所以继续举办。

从自由的角度而言，警方附加多项条件的确增加了主办方的不便，也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但说“极度侮辱”言过其实。更核心的问题是社会上不同人有不同的利益，如果游行人士能够完全无限制地行使他们的自由，同时就会干扰其他人的自由，当中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游行失控变成暴乱，影响社会稳定，损害到其他人的利益，那这又由谁来负责呢？

其实在2019年我们都见尽这些合法游行最后演变成暴乱的例子，当中最典型的是2019年七一游行，主办方没有确保游行按路线进行，大批游行人士去到立法会附近的时候，就涌去包围立法会，随后变成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批游行人士闯入立法会大肆破坏。

立法会其后斥钜资复修，政府有向游行主办方索偿吗？社会稳定大受冲击，其他人受到的影响，你可以去哪里索偿呢？

2019年下半年因持续不断的暴乱，令到社会经济大受影响，以传媒为例，当年下半年广告量跌了三成，好多机构都要裁员减薪，那么受暴乱影响的机构甚至个人，又是否可以向游行主办方索偿呢？若有人因暴动受伤或死亡，又谁来负责？哪些自称不想做 “被圈养的猪”的人，会出来承担责任吗？

《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社会初步稳定下来，有人想再搞游行，甚至还有人想暴动，但是相信有更加多的人希望社会稳定，所以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合法的游行演变成为暴动呢？

经过今次作出尝试，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要求主办方负起责任，自行进行纠察的工作。

第二，基本上控制人数以及要戴识别的颈牌。这样既防止游行队伍失控扩大，亦都令到参与者可资识别，有颈牌以及不可以蒙面，令参与者不敢随意作出过激的行为。

或许有人觉得这样是限制了自由，我认为确实如是，但不实施这些措施，如何可以确保合法游行不会变成暴乱呢？有无其他比现在警方的附加条件更有效的方法，可以防止暴乱发生呢？

滥用自由者，就是扼杀自由之人。

卢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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