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来已有306宗学童轻生个案，其中37人死亡，其余列为企图自杀。每宗悲剧背后各有不同故事，政府近日推出“三层应急机制”，以识别高危学生，亦有学校推行“无功课日”，冀减轻学生负担。对症下药固然重要，但改善教育制度，加强沟通基础，从源头消除“病因”更为关键。

近日很多调查研究揭示学童自杀成因，依次为学校因素（37.3%）、家庭因素（28.8%）及精神健康因素（18.3%），可能未必是事实的全部，但至少点出了一些重点因素。今波学童自杀，幅度及深度看来更为严重。

一些研究揭示，轻生学童中约有62%具医疗纪录，主要有身体健康、精神健康问题及特殊学习需要，但有专业人士跟进者只属少数，反映当局支援仍嫌不足。部分SEN学童有过激的情绪行为，易惹来旁人误会，令当事人和家长不想求助，亦加深了问题。

但亦有很多个案事前不觉其“高危”，没精神或情绪病，一半人遇到问题不会寻求帮助。部分学童的轻生原因“看似非常轻微”，例如忘记带功课、谎言被揭穿，品学兼优的更怕向家长交代，反映他们“很难面对自己的失败”，或觉得“人生中不容有错”，情况令人忧虑。

但若说这些个案“好地地、没症状”，可能只是自欺欺人，会不会是哪个环节疏忽了？还是青少年故意掩藏，因而没被及早发现？一些研究便揭示，8成受访青少年表示即使情绪不好，都会表现积极正面，免得家人朋友担心；6成认为自己的情绪只可以自己面对，其他人很难帮忙，亦担心会予人脆弱的感觉；7成人认为，社会一般人会害怕、尽量远离有情绪困扰的人。这些因素，会否解释了“没有症状”的原由？

回看多年学童自杀数字，高峰回落又再升，似乎未能真正找到治本之法。多年来，政府先后成立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及相关工作小组，研究报告、建议措施一大堆，实际成效到底如何，未见具体分析。现在当局又提议三层机制，即“由教师、校本社工识别”、“政府为学校配对社工”以及“医管局优先处理严重个案”，其实也是旧瓶新酒。2016年时当局已提出过相关医社教合作概念，但没有恒长推行便逐渐淡化下来，成功推行关键必须是各层须有足够人力及接驳。以学校教师为解决问题的先兵，教师本身工作已极其繁忙，再加重他们角色，可行性成疑。

至于第二层，相关层面的专责社工人手又加了多少？目前三层应急机制是针对近期不幸事件而推出，大约维持一两个月，如果只是临时性质，没有持续性，对防止问题帮不了多少忙。现在大多学校已实行“一校一社工”，甚至“一校两社工”，但学生数以百计，很难照顾周到，学生问题恶化时根本无法衔接至高层专业跟进。

比起事后救亡，我认为更应该从源头出发，消除导致学童自杀的念头。香港教育制度压力大得惊人，有人形容是一场共业，学校、家长以至社会价值观，全都有份促成，当“赢在起跑线”仍被大多数人奉为圭臬，学业压力将无法消失。

要改变困局，须从教育制度 手，现时最大危机因素为功课量过多，全球多地如芬兰、德国都有管制功课量，香港也须坐言起行。同时应就课程、课时，与教学环境进行检视，兼顾不同学生学习需要，因材施教，打造一个愉快学习的环境。单凭一两天“无功课日”、“增加休息时间”无大作用，可能只是将功课延后几天才交。措施必须有持续性及全盘性考虑。

另外，本港教育制度“一试定生死”，学校要思考如何令学童成功标准多样化，例如积极考虑“不试不测”，改用灵活多元的评估方式，减少比较和竞争带来的负面效果。同时要加强“正向思维”教育，提升学生自爱意识，明白做人“有一些错处是可以的”，失败了仍可卷土重来。

父母的压力也是青少年精神健康的一大风险因素，家庭不快乐，再多教师也帮不了。因此创造一个安全和温暖的家庭环境也是非常重要，与孩子建立开放互信的沟通渠道，鼓励他们分享自己的困扰，定期关注他们的学习和社交情况，是防微杜渐的有效之法。

家长更宜培养孩子的“核心技能”，包括社交情绪能力、自我调节能力、解难能力、沟通能力等，助孩子建立面对压力和困难时的韧度。 

长远而言，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支援网络，除了家校携手合作，也要鼓励建立朋辈网络，加强沟通及互信。良好而“有反应”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侪友谊，绝对有助减轻学童情绪压力。防止学童自杀，没有单一的灵丹妙药，需要社会上所有人共同努力，积极参与，方能筑起有效的保护网。

蔡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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