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贵州披露了一起反腐案件，案件的特点是当事者年纪轻，工龄短，职务低，是典型的低龄化腐败。具体案情是这样的：

贵州省天柱县渡马镇一个公职人员，22岁，一年工龄，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考上来的。他的具体岗位是发放复垦复绿资金。工作中，他发现只要基层工作人员提供情况说明，就可以直接把资金转入该工作人员提供的账号，无须核实账号的真实性。

某日，轮到向一户全家外出却没有提供账户的农户发放资金。他心生一计，向熟人借来一个银行账户，编造了一个虚假情况说明，然后把资金发放到这个账户上。就这样，他获得了第一笔冒领得来的钱。此后，他食髓知味，一再试水，在2020年1月至2021年9月这段时间里，虚报他人账户多次，冒领了资金20多万元，直至被发现。

这个案件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该公职人员发放国家资金的程式存在漏洞。但是，偶然性背后也有必然性，就是当事人的贪念。只要心存贪念，今天没有机会，明天也有机会，早晚都会出事。

这种必然性告诉人们，腐败是不分年龄大小的。年纪大，资格老，职务高，权力大，贪污受贿的机会和数额可能会大一些。年纪轻，资格浅，职务低，权利小，贪腐的机会和数额可能会小些，但不等于没有贪腐机会。近年来越来越多低龄化案件的发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这种情况的发生，与两大原因有关。首先是公务员选拔制度。出于公平，中国公务员是通过公开考试选拔的，原则上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考试只是考书面理论，考不出应试者的内心世界。参加考试的青年人，真正心怀“为国为民”抱负的并非全部，有相当部分是抱着“当官发财”目的而来。他们入围之后，灵魂深处想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些人入职之后一时没有出格行为，并不是不想做，而是不敢，或是机会未到。一有机会，就会按捺不住做出出格行为。

另一个因素是经济上的审批制度。在中国，做生意有许多审批要过。改革初期，提倡搞活，审批比较容易，但僧多粥少，抢先通过审批，才能喝到“头啖汤”。改革深化之后，样样都讲规范，审批严格，要想做成生意，没有攻关能力，只能望洋兴叹。所谓“攻关”，有走正门的争取审批部门批准，更多的是左托右托的“走后门”。

这种做法不是全部都要行贿，但很多情况下多少会与“以权谋私”沾边。现实生活中，一个生意人投资巨款希望获利，却被审批挡住财路，见财化水，怎会善罢甘休。必定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无论如何都要把审批的关卡攻下来。就算灰色地带也要踩上去。这是无数行贿案件发生的原因。

可是，中国司法实践中行贿与受贿往往是不同罪的，为了让行贿者招供，对他们会宽大处理。这使行贿者的风险很小，获利却很大，可以放胆实施行贿。在无数行贿者的久攻之下，公职人员总会有人被攻克。

以上两种原因的存在，使公务员面临的贪腐挑战十分严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尽管加大反腐力度，健全审批制度，营造更有力的舆论氛围，可以起到一定的遏止作用，但远远不够。只要公务员不解决为什么当官的问题，心存“当官发财”的幻想，打造风气清正、理政廉明的社会环境，就不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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