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有教无类”是中国传统，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只要入了校门，于课堂里一坐，皆可学子。可话虽这样说，古代时去人家窗下安营扎寨旁听，却是有可能惹来棍棒伺候的，不然东汉贾逵就没必要“隔篱听书”，便可以登堂入室了。蔡元培时候的老北大倒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对旁听生“来者不拒，去者不追”，采取了足够的宽容政策，使得老北大的旁听盛况至今让人感怀。
蔡元培亲批旁听生入学
说到北大旁听往事，不得不提蔡元培，没有蔡元培的将“思想自由、兼收并蓄”付诸实践，北大不会呈现出如此的旁听盛况，也不会让如此多的人怀念旧时的北大。
北大老校友萧劳，在《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谈到蔡元培帮他亲自批准他的老乡入学北大旁听的往事：“191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即文学系)、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当时我的名字是萧禀原。蔡先生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主导思想是提倡新学。他聘请了陈独秀先生担任文科长(即文学校长)，聘请了周树人、钱玄同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因而使北大面貌为之一新。那时我是一个学生，和蔡先生接触不多，但有件小事使我深深领略到了蔡先生的教育家风度。
北京大学景致
“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听生，我原来就读的河南省立二中有位姓杜的同学要求旁听，我去北大教务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我说：‘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教务处的先生不去。我气呼呼地去见蔡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上，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我一进门，蔡先生看我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你再讲话。’我坐了一会儿，便和蔡先生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我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蔡先生听后，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我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看。’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老北大旁听盛况
对老北大的旁听盛况，北大老校友们个个都是津津乐道的，不管如今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还是旁人叫不出名字的小人物，个个对当时的旁听盛况道出一二三来。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回忆北大的旁听往事说道：“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
北大中文系段宝林也亲身领教过旁听生所带来的火爆场面。当时段宝林在北大主讲中国民间文学。有一年他开公共选修课，第一堂课被安排在一间可容纳175人的教室。
段宝林进教室一看，发现教室被旁听生挤得水泄不通，课根本无法上下去。最后不得不换到一间可容纳350人的大教室去，尽管如此，很多学生依然得坐在过道上听讲，因为教室人满为患，根本没有座位可坐了。
鲁迅为偷听生求情
《追忆老北大传统：来者不拒，旁听要办手续》曾提到过北大有让人津津乐道的“五公开”：课堂、图书馆、浴室、运动场地和食堂皆公开，其实在老北大，教授也是公开的共享资源。
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吴小如先生谈到六十多年前在沙滩红楼的老北大的听课往事时，说每次听课的校外学生起码在一半左右，但讲课的教授对来旁听的校外学生也都一视同仁，有问必答。
朱海涛也说：“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更不会市侩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博大的风度，决不小家子气地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
“你不但可以听，还可以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拿长篇论文来请他指正，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认真地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下一堂课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揄扬。”
在老北大，不仅旁听生不会被歧视，偷听生得到的待遇也是一样的，有教授甚至愿意为偷听生奔走。许钦文最喜欢听鲁迅先生的课，鲁迅1920年8月6日起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直到1926年。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以厨川白村所著的《苦阀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艺理论。鲁迅对许钦文深表同情，一口答应为他们向蔡校长说情办旁听生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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