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旁听生在一起交流
“北大旁听生将被要求办旁听证，每学分200元，每个学生只能选择两门课。办理者需出具学校或者所在单位证明，社会闲散人员没有资格办理。旁听证本学期仅发放200张。”这是最近所透露的新闻，引得舆论阵阵。
北京大学向来被称之为“自由王国”，一直秉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敞开着门欢迎着广大学子。北大的旁听生是什么时候才存在的？他们在老北大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是否也要办旁听手续？过去的北大旁听生都有着什么样的往事？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
冰心把季羡林赶出北大课堂
北大允许旁听生到北大听课，是蔡元培开风气之先。在蔡元培之前，燕京大学教学管理非常之严格，是不允许外校学生或校外人员自由旁听的。北大中文系段宝林教授曾提到一段往事，说：“季羡林在清华上学时，跑到燕京大学旁听冰心的课。冰心发现班上多了一位陌生学生，于是问季羡林身份，得知是清华的学生，冰心毫不客气地把他请出了教室。”
到蔡元培时代时，将“思想自由、兼收并蓄”付诸实践，倡导的是“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通过开办校役班、平民夜校，招收旁听生、选科生等方式，尽可能地让北大的教学资源惠及平民大众，甚至对没有经过任何合法手续的“旁听生”也敞开怀抱，使得老北大成为欧美之外，最为吸引热血青年游学的圣地。
老北大的旁听生只交一块钱
公开是公开，但北大也并不是对旁听生完全没有规定和条款。北大有一整套旁听生管理规章制度。据1912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可知：旁听生不得通称北京大学学生，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不得改为正科生；经学校审查或考试认为确有听讲学力者，方准入学，每年只收考一次。旁听生必须缴费并领取旁听证后方准听讲。那么缴费标准是什么呢？按所听之学科，旁听生每学分每学期应缴学费一元。实验功课，每星期实验者，每学期缴费二元。可是二元钱对一些生活贫困的青年来说，也是一道无法迈过的坎，如许钦文、胡也频、柔石等，就没钱帮旁听手续，于是选择天天蹭课，成为一名偷听生。
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的是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老北大还有“五公开”让人很是津津乐道：一是课堂公开，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
偷听生之所以能天天进北大蹭课，与北大人的自由散漫分不开，换句话说，是北大人的自由散漫为偷听生提供了极大便利。
著名学者、散文家张中行先生回忆北大的学生生涯时提到，刚入学时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十几个人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说北大惯例的是“不应该来上课的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梁思成在老北大开授“中国建筑史”时也遇到过这种状况，一个星期的课讲完了，打算考一考学生，一问才知道二十多位学生全是旁听生，梁思成乐了，向台下作了一个大揖，感谢诸位的捧场。又此也可见北大旁听之盛。
